甘孜日報 2020年12月24日
◎張向陽
“小村規”撬動“大治理”，“小積分”成為“大賬本”，越來越多的好經驗好做法以適宜的方式在各地“生根發芽”，提升了鄉村治理效能
當前，我國農村正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之中，鄉村治理面臨著許多需要破解的挑戰和難題，強化實踐探索、總結成功經驗，顯得尤為重要
通過建立鄉村治理的應急機制，湖北宜都交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湖北保衛戰的“宜都答卷”；在浙江寧波鄞州區，點開基層公權力智管平臺，村務辦理一目了然；在寧夏固原，鄉村治理積分可在超市兌換商品……前不久，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公布了第二批全國鄉村治理典型案例，34個案例形式各樣、特色鮮明，體現了推進鄉村治理的新進展和新成效。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夯實鄉村治理這個根基。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實現鄉村善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各地歷史文化、經濟發展、風俗習慣等存在一定的差異，需要因地制宜、積極探索、勇于實踐。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扎實開展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推廣鄉村治理創新性典型案例經驗。由此來看，通過試點示范，鼓勵各地在鄉村治理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積極創新，總結推廣典型案例，是破解鄉村治理難題的現實所需，是推動政策在基層落地生根的具體舉措，也是典型引領、推進工作的有效方法。
深入研究各地鄉村治理的典型案例，不難發現其中的內在邏輯和科學方法。比如，山東省平原縣創新“黨建+三治融合”鄉村治理模式，以及海南省瓊海市的“四級化事法”，都是堅持以黨建為引領，推動黨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縱深下沉，實現基層治理和為民服務的不斷延伸；浙江省建德市“走村不漏戶、戶戶見干部”，安徽省寧國市發動群眾念好“議、助、管”三字訣，側重點在于發揮基層群眾的主動性；山西省長子縣多元調解帶來鄉村治理的“四降兩升”、河南省新密市的“一村一警”，聚焦支持多方主體參與鄉村治理，推進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實踐證明，抓住強化黨的建設、創新議事協商形式、創新基層治理方式、加強縣鄉村三級聯動、引導多元主體參與、解決突出問題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能夠有效紓解鄉村治理中的難點和堵點。
“十三五”時期是鄉村治理全面部署和推進的重要時期，各地涌現出一大批因地制宜的鄉村治理創新實踐，提升了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從實踐中看，成熟一批、推介一批，充分發揮先進典型的示范帶動作用，無疑有助于推動鄉村治理各項任務在基層落實落地。比如，湖南實現村規民約（居民公約）全覆蓋，四川城鄉群眾自我履約踐約蔚然成風；陜西推行村級“小微權力”清單制度，安徽天長用“清單+積分”將村級小微權力關進籠子；江蘇8個縣整縣推進鄉村治理積分制，山東濟南市全域推進“積分+扶貧”模式……“小村規”撬動“大治理”，“小積分”成為“大賬本”，越來越多的好經驗好做法以適宜的方式在各地“生根發芽”，提升了鄉村治理效能。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當前，我國農村正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之中，鄉村治理面臨著許多需要破解的挑戰和難題，強化實踐探索、總結成功經驗，顯得尤為重要。各地在積極吸收借鑒典型經驗的基礎上，因地制宜、開拓創新，讓更多更好的經驗在廣袤大地上落地生根，一定能不斷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讓農村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實現農民富、農業強、農村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