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3月30日
■歐陽美書
近年，學校減負是一個“熱詞”，隨著各地教育部門減負新規頻頻出臺，減負終于進入實施層面，然而，這些減負新政并未得到一片叫好聲。媒體半月談［微信］說，除了質疑治標不治本的痼疾外，人們還開始反思減負本身的合理性。從家長的角度看，他們所擔憂的是校內減負，校外增負；怕的是我減了，別人不減；怕的是減負減負，減成廢物；更怕減負變成減責，衍生出更多“潛規則”。因此在現實層面，就衍變成了學校對學生在校時間、課業、作業等要求愈來愈符合“上諭”，而家長卻在給學生報各種輔導班的路上愈來愈“瘋”。
筆者并非普教系統的人，對學生負擔是否過重并沒多少研究，但有關學生作業太多、老師要求家長檢查、號改學生家庭作業的報道也時有所聞，甚至教育部對此都表示嚴重關切。從“初衷”看，減負是個好東西，因為它讓教育回歸到教育本身，回歸到教育規律上來，有利于學生的成長；但從現實看，減負卻并未受到家長們的普遍歡迎，家長們除質疑“學生三點半放學”等減負硬規外，還擔心學校由此減責，自家孩子被減成廢物。
之所以在“減負”問題上存在這種上下思路相左、學校兩頭受夾磨的情形，源于教育主管部門與家長對教育訴求的差異。受“有識之士”呼吁，教育主管部門要讓小學初中教育回歸到理性上來，要讓學生的“課負”逐漸傾向于合理；但家長卻出于對孩子未來的“焦灼”，既希望學校不要把學生的作業負擔交給家長，因家長無論自身文化高低拿到孩子作業都深感頭痛，又希望學校切實負起責來，充分保障教學質量，讓孩子多學一點東西，盡可能避免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在厘清社會與他人對減負的各種觀點、做法與“情緒”后，也說說筆者的看法。
首先，減負遭到各方特別是家長質疑，是因為“減負令”本身犯了“一刀切”的錯誤，且不說“一二年級不能留書面作業，不能排名”的“一刀切”，就是在一個班級內部，學生之間也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學生啟蒙早，家庭教育好，基礎更好起點更高，適當增負未嘗不可；有的卻因為各種原因，基礎可能薄弱一些，起點顯得低一些。而教育主管部門或學校，大多數時候都忽略了學生的這種差異。真正好的教育，一定是“因材施教”的差異化教育。
其次，無論減負或增負，都得樹立正確的“負擔觀”。近年，各類雞湯、各類灑脫的觀點實在太多，這類東西有個特點，那就是在面對困難與挫折時，不是想辦法去克服，不是提倡傳統的艱苦奮斗精神，而是“瀟灑地轉身”，顧左右而言他，逃避責任與負擔。有些呼吁減負的人，出于憐愛、溺愛或同情的立場，主張孩子就應該有一個快樂的童年，而忽略了人生本就是多艱不易、逆水行舟的事實。古人講人往高處走，這在今天看來依然是真理之言。
再次，要分析減負呼聲背后的原因。一種輿論或思潮的出現，肯定有人在推動，從減負的效果看，公辦學校的課負確實減了，但各類校外培訓機構卻愈來愈火了，也即民辦教育在承擔著公辦學校的一些責任。而教育質量而言，公辦學校也在漸漸讓位于民辦學校，譬如南京某地教學質量排名前九的學校里，民辦學校就占了七所，公辦學校僅二所，其中一所公辦學校還是剛由民辦轉過來的。而減負，是公辦學校在減，民辦學校并不減。或許，減負呼聲的背后，隱藏著教育產業鏈的利益糾葛。
當下的商品與服務，已經發展到了“訂制化”水平，也即可以根據客戶需要進行個性化訂單生產與服務。如果把這一理念或技術，用于教育領域，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理想狀態的教育或未來的教育，本質上講應該是滿足受教育者所需的教育。這個“所需”肯定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建立在受教育者個體意愿個人需要基礎上的。
譬如你去餐廳吃飯，想要吃什么可由自己點，錢多的吃好點，錢少的吃飽就行。如果給每個食客都準備一樣的菜，甚至餐盤都是標準號，這不是餐廳，這是學生食堂。好的學校或好的教育應該像餐廳，而不是學生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