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 2020年07月21日
2012年11月29日，黨的十八大閉幕不久，習近平總書記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當他看到安放于陳列柜中的《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時，講起了陳望道在翻譯《共產黨宣言》過程中，錯將墨汁當紅糖水吃下的故事，并由此說了一句話：“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作為首個中文全譯本，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對當時的共產主義事業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1949年7月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周恩來遇見前來與會的陳望道，他緊握著陳望道的手笑著說：“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
誰能翻譯《共產黨宣言》
“非杭州的陳望道莫屬”
1920年2月初，陳望道收到老鄉邵力子的來信。邵力子時任上海《民國日報》社經理兼副刊《覺悟》主編，信中稱《星期評論》周刊約請陳望道為該刊翻譯《共產黨宣言》。
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五四運動”前后，《每周評論》等刊登過《共產黨宣言》部分選摘，李大釗、張聞天等人都曾在文章中摘譯、引用過《共產黨宣言》片段，但一直沒有一本完整的中文全譯本。
《星期評論》周刊主編認為，能翻譯《共產黨宣言》，需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入了解；二是至少精通德、英、日三門外語中的一門；三要有較高的中文素養。
邵力子推薦說：“能承擔此任者，非杭州的陳望道莫屬。”
陳望道曾在日本留學四年，其間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新思潮，逐漸認識到救國不僅要興辦實業，還必須進行社會革命。陳望道不僅精通日語，英語水平也很高，他常為《民國日報》撰稿，中文功底自不必說。
陳望道欣然接受了邀約。當時，他剛回國不久，在浙江第一師范學校任語文教員。時值“五四運動”風起云涌，陳望道與進步師生一起積極投身其中，倡導思想解放，提倡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學校的改革舉措引起當局打壓，陳望道卷入當時震驚全國的“一師風潮”。
“一師風潮”的洗禮，成為陳望道思想轉變的契機。他意識到對于新舊需要有所辨別，“有一個更高的判別準繩，這更高的辨別的準繩，便是馬克思主義”。此時他接手翻譯《共產黨宣言》，既是歷史的契機，也是他自己的選擇。
新中國成立后，外國記者詢問時任復旦大學校長的陳望道為何會翻譯《共產黨宣言》，他回答：“因為我信仰馬克思主義。”
柴屋里品嘗“信仰的甜味”
費了平常譯書五倍的功夫
帶著日譯本《共產黨宣言》，以及通過陳獨秀向李大釗借來的英文版，陳望道回到家鄉浙江義烏分水塘村。這里位于義烏西北部的大峰山腳下，適合靜下心來翻譯。
在離家五六十米外的一間柴屋里，陳望道全身心投入翻譯工作。除了短暫的睡眠，他一直埋首紙堆，一日三餐都由母親送入柴屋。一天，母親特地包了糯米粽子送去，外加一碟紅糖讓他蘸著吃。過了一會，母親問他紅糖是否足夠，陳望道回應道：“夠甜，夠甜了。”等母親進來收拾碗筷，發現他滿臉都是墨水，全然不知自己蘸了墨汁吃粽子。
“手沾墨水口來嘗，信仰味道終覺甜。”這段故事被傳為佳話。墨汁的甜是真理的甜，代表著早期共產黨人對于事業和信仰全然忘我的狀態。
《共產黨宣言》理論深邃，恩格斯也曾表示，“翻譯《共產黨宣言》是異常困難的。”第一次中文全本翻譯，資料匱乏，陳望道分外認真嚴謹，字斟句酌、一絲不茍。對照著英文版，他還糾正了一些日譯本的翻譯錯誤。許多新名詞和專用術語，如“貴族”“平民”“宗教社會主義”等，都用英文原文加括號附注。最終，他“費了平常譯書五倍的功夫，才把全文譯了出來”。
全書使用白話文翻譯，保證老百姓能看懂的同時，也隨處可見不失文采的句子，體現出顯著的中國特色。如“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結的散作煙云，神圣的墮入穢褻。”
1920年5月，陳望道帶著翻譯好的譯文來到上海，《星期評論》卻已被勒令停刊，無法按計劃刊載《共產黨宣言》。經歷幾番波折，最終在陳獨秀、李漢俊等人的支持下，《共產黨宣言》由共產國際資助經費印制。
1920年8月，在上海成裕里12號秘密建立的“又新”小型印刷所里，《共產黨宣言》中譯本開始印制，完成了中國第一本全譯本的正式出版。
這是一本比32開還小的冊子，封面印著馬克思半身像，寫著“陳望道譯”，定價大洋一角。不過，由于印刷排版失誤，錯將書名印作《共黨產宣言》。雖然刊印并不完美，但成為日后辨別初版的重要特征。目前，國內保存著10余本珍貴的首印本。
首印的1000冊全部贈予了進步人士，9月立即加印了第二版，此后20年一再重印。有學者統計，到1926年，《共產黨宣言》已印刷第17版，累計數十萬冊。當時的北伐軍隊中人手一份，風靡革命青年和知識分子群體。
因為總有人來函詢問何處售賣，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由沈玄廬出面，在《民國日報》刊登《答人問〈共產黨宣言〉的發行》，告知“法大馬路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可購。
對毛澤東影響最大的三本書
排第一的就是《共產黨宣言》
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出版的同時，黨的上海早期組織正式成立，陳望道成為首批8位成員之一。之后，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地紛紛建立起黨的早期組織，陳獨秀分別寄去《共產黨宣言》。不少有民主主義思想的仁人志士，都是通過這版譯本開始認識馬克思主義。
1920年9月，培養革命干部的外國語學社成立，陳望道受邀親自講授《共產黨宣言》。當時的學員有22歲的劉少奇、16歲的任弼時、18歲的羅亦農和17歲的蕭勁光等等。劉少奇后來回憶，“從這本書中，我了解共產黨是干什么的，是怎樣的一個黨。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最后決定參加共產黨，同時也準備獻身于黨的事業。”
1936年7月，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表示，“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排在第一的就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向婦女生活調查團發表講話，再次提及《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
1920年，周恩來赴法留學前，讀到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20多年后，在1949年7月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周恩來遇見前來與會的陳望道，他緊握著陳望道的手笑著說：“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
此后，《共產黨宣言》有過十余種中譯本，在《共產黨宣言》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過程中，陳望道譯本對于馬克思主義在早期的廣泛傳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先驅性的引領作用。
陳望道后來談及翻譯初衷時說，“‘五四運動’的時候，大家關心我們國家的命運，許多人都在尋求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我信仰馬克思主義，所以我把它翻譯過來供大家研究。”
《共產黨宣言》的翻譯適逢其時，馬克思主義隨之在中國落地生根，對大批的革命青年和知識分子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為黨的早期理論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陳望道從此未改變過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