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報觀察 2020年03月06日
川報觀察記者 任鴻 黃大海
2020年春節來得早。早早開啟“過年模式”的成都，卻因為一場疫情，提前結束了節日的歡愉。
在東三環航天立交內側，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以下簡稱公衛中心）門前拉著封鎖線、立著“隔離區”的警示牌。新院區已在這里多年，平時鮮有人注意，如今，因新冠肺炎疫情進入到更多人的視野。
從1月16日報告第一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以來，截至3月4日24時，成都已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144例，公衛中心收治了其中絕大部分的確診病人，包括30多名重癥及危重癥病人。
如果抗擊疫情是一場戰爭，這里，便是成都乃至四川的“主戰場”。
該來的還是來了
過去的一個多月，每天高強度的工作讓公衛中心護理部主任萬彬感覺，“過得比一個季度還久”。
時間回到1月16日，原本請假在外的萬彬突然接到緊急會議通知。“該來的還是來了！”她心里咯噔了一下，趕緊往醫院趕。萬彬清楚，即將面對的是一場硬仗。
“出現疑似病例的時候，我就有心理準備了，畢竟我們醫院就是做這個的。”萬彬回憶，當天的會議主要就是部署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各項工作。
從業28年，萬彬一直在傳染病醫院工作，非典、H1N1甲型流感、H7N9禽流感等都經歷過，但她記得，會場上“傳染性未知”一詞還是讓氣氛緊張了不少。
“那個時候我們對這個疾病會不會人傳人也沒有確切的消息。總之，不能掉以輕心就對了，做最壞的打算和最充分的準備。”萬彬介紹，會后，公衛中心立即啟動了最高級別的應急響應。
公衛中心不是第一次“應戰”，每次烈性傳染病爆發，這里都是“風暴”的中心。
“非典過后，醫院常年都在做應急準備工作。”公衛中心副院長張仁卿介紹，中心組建了一年一輪換的應急隊。約40名來自不同科室的應急隊員需保持24小時通訊暢通，沒有疫情也不能出成都繞城，以保證能在半小時內到達工作崗位。為讓應急隊員熟悉接診烈性傳染病病患的流程，醫院每年會組織4次以上的應急演練。此外，醫院還就預留了兩層樓的應急病區，能按照應對呼吸道傳染疾病的需求，迅速整理出來并投入使用。
開展第一階段工作的同時，后期的應急預案也在跟進。“剛開始病人不多，但疫情在爬坡期，肯定還會有更多的患者住進來。所以我們籌備了第二病區、第三病區。如果實在接納不了，成都市第七人民醫院是后備醫院之一。”張仁卿介紹。
組織醫務人員、病區、物資……說起來都是這幾塊工作，但做起來繁瑣無比。“大家都笑稱我是管家婆。”結核病區護士長肖旭鈺告訴記者，騰出一個新病區，從醫療器材到病人的吃喝拉撒等，她都得做好規劃。“病區醫護人員來自不同科室，病區內又劃分了防止交叉感染的三通道，如何做好指示牌，讓大家一目了然，不走錯道，也需要考慮到。且指示牌還需塑封起來，否則無法消毒。”肖旭鈺舉例說。
“確保醫護人員零感染是頭等大事，為此，幾乎所有的工作流程都需要梳理完善。”萬彬介紹，為保證醫護人員安全，醫院編制了幾十個操作規程。“比如確診病人要去拍CT前，需要聯系醫務科、保衛科做好二級防護，用負壓車轉移病人；挨著CT室的門診需劃定隔離區域，CT室也需劃定操作區域，清理無關人員。操作完后，連CT室鼠標如何消毒擦拭都需要規定清楚。”
無需多言的默契
突然“開戰”，工作量增大，但萬彬沒有為人員問題發過愁。
“光是‘請戰’的信息，我就收到了幾十條。”萬彬介紹，約有100多名醫護人員分梯隊到新冠肺炎病區工作，占到了全院醫護人員的四分之一左右。
“很多妹妹都還沒有結婚，完全還是孩子，也有累得哭鼻子的，但從來沒有哪個說害怕，不愿意干的。”萬彬說，一名還處于哺乳期的護士發來的消息讓她紅了眼眶。“當時中西醫臨床科室的護士被整體調到新冠肺炎病區工作，考慮到其中一名護士還在哺乳，我就沒作調動，結果這位護士發信息說孩子都送回老家了，讓我怎么安排都行。都是當媽的人，出于人性化考慮，我還是沒讓她去隔離病房。”
插管，最可能職業暴露的治療環節。醫護人員需湊近患者的口鼻將患者氣道打開，帶著病毒的飛沫隨時可能撲面而來。護理部副主任付莉沒想到，這樣危險的工作，也有人“搶”。
杜小彬是ICU為數不多的男護士，他隨時關注著應急病房的情況，一聽說有患者需要插管，他立馬給付莉發來信息：“是時候發揮出重癥的優勢了。還有以前在應急隊的時候，從來沒有應過急，現在一定要補上啊。”
關于“到一線去”，醫護人員間仿佛有一種默契，而他們與家人之間，也有一種無需多言的默契。
作為應急隊的一員，重癥一病區主任楊銘第一時間轉崗到了新冠肺炎病區。當時臨近過年，楊銘每天都會收到家人盼望她回家過年的信息。
“父親的話，我有時候都不知道怎么接，只能說我盡量回家，不敢說我在新冠肺炎病區工作回不去。”楊銘回憶，后來父親可能也有所察覺，也沒有明確問，只是反復叮囑要注意身體。“80歲的父親，現在為了我，都學會了用微信視頻了。每天不論多晚，都要和我視頻。”
外科病區護士長譚娟也是以應急隊員的身份到新冠肺炎病區工作的，丈夫涂程是成都市疾控中心負責流行病學調查的工作人員。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后，為避免交叉感染，涂程搬到同事家，家離醫院比較遠的肖旭鈺則搬到了譚娟家中。“到一線后，我們就沒再回家了，有的‘打組合’，有的搬進了醫院安排的集體宿舍。家里有老有小，還是注意點為好。”肖旭鈺說，最想念的還是8歲的兒子，有空會視頻通話，但有時候下班太晚，孩子都睡了，說不上話。
而譚娟的丈夫最期待的是，能借著工作的機會到公衛中心一趟。“即使我在外面，透過窗戶給譚娟打個招呼也好。”
困難，始料未及
做再多準備，“戰爭”打響后，也會遇到始料未及的困難。
1月26日，一張“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接受愛心捐贈公告”的海報圖在成都人的朋友圈中刷屏。“有人說公衛中心本來就是醫治傳染病的，還缺防護用品？這次是真的沒法了。”萬彬直言。
事實上，公衛中心一直有政府撥付的專項經費，用于應急物資儲備。“庫房儲備的防護物資夠15名醫護人員使用15天，另外，還有15天的物資儲存在供應商位于上海的庫房里，有需求，那邊隨時發貨。”中心后勤保障科科長楊碧惠介紹，部分防護物資的保質期是三到五年，因此不敢儲備太多，怕浪費。
1月20日，中心收治已經收治了十余名新冠肺炎病人，醫院決定請供貨商發回已付款的物資，但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對方卻表示，物資已經被收歸國家統一調度，無法提供全部，只能發三天的貨過來。
前線在打仗，后方眼看要斷供了！原本比較冷門的后勤保障科，突然成了全院的焦點。“我們全員加班，想盡一切辦法聯系商家，只要有一線希望，都要試試。”楊碧惠說。
“有一次，為了9個醫用N95口罩，我們開車幾十公里去了趟新都。”后勤保障科醫學裝備組組長田誼回憶，一些醫用物資供貨商還有極少部分的防護用品，但春節期間快遞基本停了，大家只能自己開車去取。
正值焦急的時候，楊碧惠接到了一些詢問可否捐贈物資的電話。“為了讓捐贈更規范，同時也考慮到要對醫護人員的安全負責，我們于是發了接受捐贈的公告。”楊碧惠介紹。
“非常感動，不少捐贈的防護物資都是靠人從國外一點一點‘背’回來的，”田誼說，“但這些物資防護標準差異大，很多無法在隔離病房使用。”
好在政府也在全力協調，物資緊缺問題逐漸緩解。“因需求量大，醫院只能把有限的防護物資分區域、分級定量使用，盡力保障一線醫護人員安全。”楊碧惠說。
公衛中心院感科科長段曉菲也沒想到，自己會遇到十天內改造出370間負壓病房的任務。“這樣的改造，相當于醫院的整個工作流程都要發生變化。”
1月26日，改造工作連夜啟動。然而，一個始料未及的困難出現在段曉菲面前——即將改造的病房本來住有患有其他傳染病的病人，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隔離病房也很近，工人因擔心自己會被感染，不愿進場施工。醫院空地里，面對幾十名工人，沒有擴音器，段曉菲只有扯著嗓子喊：“大家不要擔心，病房里的病人搬出去后，我們都進行了消毒。負壓病房里面的空氣排出之前，都經過過濾，沒有問題。”
工人的工作做通了，沒多久，醫院的各個工作群里，又有了一些醫護人員對新病房改造后是否能防止交叉感染表達了擔憂。沒有妄下結論，段曉菲找到醫院基建科科長，詳細了解了負壓病房、負壓系統的原理后，耐心地向同事們作解釋。
病房里的“遭遇戰”
重癥病區，“戰場”的中心。
3月4日下午，重癥二病區一部心電監測儀突然響起警報。“患者心臟驟停！”病區主任陳紅和派駐在公衛中心的華西醫院相關專家立馬投入到搶救當中，直至次日凌晨……
在這里，類似的生死救援，隨時可能上演。一個多月來，陳紅都緊繃著“一根弦”。
迄今為止，重癥病區前前后后接診了30多名重癥及危重的新冠肺炎病人。“這次太特殊了，老年人特別多，80歲以上的都有好幾個。”陳紅說，因老年人基本都有基礎疾病，加上新冠肺炎病程很快，很難扛得住。“可以說，四川最好的醫療資源都集中在這里了，每天都有幾十個專家會診，能做的就是幫他們延續生命，爭取時間。”
重癥病房內，有絕望，也有驚喜。陳紅回憶，有個80多歲的老人剛入院的時候，情況還可以，但病情突然加重，幾天時間肺就全白了，幸而經過治療，老人很快恢復，現在出院了。而另一個60多歲的病人，有合并糖尿病、風濕免疫系統疾病等，上了ECMO，還是走了……
工作近30年，生死見的多了，但每一個生命逝去，陳紅坦言，“還是有無力感”。
除了心理上的壓力，對新冠肺炎病區的醫護人員來說，最大的挑戰是體力。
“我常常不記得今天是周幾。”接受記者采訪時，楊銘的口罩遮住了臉，但從她的眼睛依然能看出疲憊。
分體服、防護服、隔離服、鞋套、兩層手套以及醫用N95口罩、一次性醫用外科手術口罩和護目鏡……每天，楊銘進入到病區都要花很長一段時間穿好“二級防護”，每完成一步，旁邊都有人檢查并在表格上打勾。若是需要開展一些危險系數高的治療，還需要穿戴有負壓面罩的三級防護。“憋在里面，無時無刻不想念新鮮空氣。”楊銘直言。
“按道理，防護服穿4個小時就要換，但遇上手術或其他事，六七個小時才出來是常態。衣服不透氣，汗水直流，每天下來，感覺整個人像被水泡過一樣。”陳紅說，“其實，我們一般不用尿不濕，一是不喝水，二是水分都隨著汗水排了。”
在和記者對話時，肖旭鈺的聲音有些沙啞，她告訴記者，那是因為在病房里被封得嚴嚴實實，說話總不自覺地提高嗓門。
肖旭鈺還有一個煩惱。“穿這么多，人本來就很笨重，再戴上兩層手套，打針這樣的日常工作也變得不簡單了。”
隔離病房“放大”著患者的喜怒哀樂
在封閉的環境里直面未知病毒，隔離病房內像是一個放大鏡，放大著患者的喜怒哀樂。
“他揮舞著手臂大吼，說我們剝奪了他的自由，怎么勸都不聽。”令楊銘印象深刻的是一名50多歲的輕癥患者，“可能隔離久了，心情煩悶，他開始抵觸治療。看到同一個病房有患者出院，就徹底爆發了。”
在重癥二病區，也有一名“總不滿意”的患者。“這位老人原本就有腎衰竭，需要長期做透析。在外面，透析一次幾個小時就結束了，但在重癥監護室，只能做床旁透析，一次需要在床上躺10小時，患者很難受，各種不滿。”陳紅說。
孤獨、恐懼、焦慮、煩躁……調節病患的情緒成了醫護人員重要的工作之一。
“患者親人不在身邊，我們就成了他們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細心的肖旭鈺會把性格開朗的病人與性格內向的病人安排在一個病房。她還托人錄制了舒緩情緒的音頻發給大家。“有個患者家里八個親人，五人被確診，其他人也被隔離，心情都不好，她把這些音頻轉給了家人，覺得很受用。”肖旭鈺很欣慰，“她甚至說我們是菩薩派來的天使。”
經過醫生護士一段時間的照顧，那位“總不滿意”病患也徹底轉變了態度。“前兩天，她過生日，我們還給她送了鮮花，別提多高興了。”陳紅說。
朝夕相處，肖旭鈺感覺，醫護人員和患者的關系有了微妙的變化。
因為隔離病房沒有護工、清潔工，護士除了醫護工作以外，還得照顧病人的日常生活，打掃病房的清潔衛生，包括幫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擦洗身體、處理排泄物等。有一天，肖旭鈺收到了一名患者發來的微信，照片里都是護士們干著臟活累活的樣子。還有一次，一名患者的氧氣管掉到了地上，她正要去撿，這名患者制止說，“離遠點，離遠點，莫把你傳染了”。
“他們能看到我們的好，就夠了。”肖旭鈺手機里存著很多病患發來的微信，舍不得刪。“有很多‘嬢嬢款’表情包，比如閃著金光的‘謝謝’‘一生平安’，看著暖心。”肖旭鈺笑著說，“之前，省教育廳發布了關于一線抗‘疫’醫務人員子女入學的優惠政策，一位病人立馬把好消息轉發給我了，讓我趕緊研究研究。”
病人出院，是楊銘最開心的時刻。
1月29日，首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治愈患者楊先生出院。楊銘和護士長馬靜早早做好準備，將楊先生送到了門口。肖旭鈺沒搞得贏去。“我們只見過幾面，他給我發信息說‘我以為你也會來’。有點意外，也有點遺憾。”
從那之后，陸陸續續又有60多名治愈患者從公衛中心出院。“有治愈患者看到血漿對治療新型冠狀肺炎有幫助的消息，主動表示要去捐獻。”楊銘說，“這些事兒讓我覺得，面對新冠病毒，不止是醫護人員，社會各界，包括患者，我們都在一起戰斗。”
圖片由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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