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報 2018年12月18日
免職、離婚、回家種地，我都認。但人民公社的牌子一定要換！ ——鐘太銀
成績不只是對我個人的肯定，也是對整個中國野生動植物保護的肯定。在保護大熊貓的事業上，我從沒退休。——賴炳輝
市場競爭也是必然的。只有多想、多闖、多實踐，發展才有機遇，事業才會成功，人生才有價值。 —徐紀元
改革開放成就了我的事業，不管走到哪，我都會記得辦教育就是做善事，做善事就一定要做好。——卿光亞
我見證了中國民間博物館的巨大變化，這種魔幻式的變化，都歸功于這個時代。——樊建川
改革開放40年，川人從不缺乏拓荒者。在這個特殊的節點，我們選取了5名四川改革開放歷程中創造了“第一”的標志性人物。這些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既有基層干部，也有普通創業者……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
40年波瀾壯闊，他們是跑在前列的勇士；40年披荊斬棘，他們是各行各業的闖將。點贊他們，就是要鼓舞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一波時代大潮中奮勇前行、再為人先。
人物名片
“摘牌”第一人 鐘太銀
原廣漢縣向陽公社管委會主任
【事跡】1980年，鐘太銀和同事摘下“廣漢縣向陽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牌子，并掛上寫有“廣漢縣向陽鄉人民政府”字樣的牌子，打破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回眸】
在當年只有10歲的鐘敏記憶里，1980年的春夏，家里一直不平靜。足足有兩個月，她的父親、時任廣漢縣向陽公社管委會主任的鐘太銀（已于2011年去世）沒有回過家。一天下午，好不容易回家的父親，臉上卻沒有笑容——他嚴肅地向母親提出了離婚。直到后來鐘敏才知道，不久后，父親做了一件足以載入史冊的大事。原來，在那兩個月的時間里，鐘太銀一直在圍著一塊牌子轉。那一年，鐘太銀和同事摘下“廣漢縣向陽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牌子，并掛上寫有“廣漢縣向陽鄉人民政府”字樣的牌子。如今，鐘太銀摘下的牌子豎在向陽鎮政府三樓的展示櫥窗里。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沒人知道“換牌”的結果是什么。所以，才會有鐘太銀提出離婚，并且“（離婚后）四個娃兒一個都不要”，避免波及家人。鐘敏回憶，父親當時曾表示，“免職、離婚、回家種地，我都認。但人民公社的牌子一定要換！”“換牌”也是現實的倒逼。此前，為了吃飽飯，在農業領域，向陽公社陸續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工業方面，貫穿始終的“包”字讓長期虧損的公社企業重新煥發活力。實際上，人民公社已經沒有經濟管理職能，其存在的基礎已經消解。但這些改革，在當時看來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換牌”最終得到肯定。經過反復調研和討論后，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省、直轄市、市、縣、市轄區、鄉、民族鄉、鎮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從此，人民公社制度成為歷史。摘牌換牌后不久，鐘太銀當選副鄉長，不久后又當選鄉長。向陽完成撤鄉建鎮后，鐘太銀又當選第一任鎮長。在任期間，鐘太銀先后主持了向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廣、鄉鎮企業改革等。如今，向陽從當年“住的草房笆笆門，走的泥路彎又長”的窮困之鄉，變成了遠近聞名的富裕鎮。至去年底，向陽鎮已經擁有食品制造、電氣設備、高端造紙三大支柱產業，擁有經營性企業328家。去年，全鎮地區生產總值達27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130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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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貓特首”第一人 賴炳輝
臥龍特別行政區首任主任、黨委書記
【事跡】1982年，賴炳輝受命前往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參與組建中國第一個特別行政區——臥龍特別行政區，并出任首任“熊貓特首”，先后帶領干部群眾迎戰箭竹開花以“搶救大熊貓”、取締放牧狩獵和亂砍濫伐、組建首個大熊貓科研機構——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等，開啟了野生大熊貓乃至珍稀物種保護新范式。
【回眸】
“風燭之年，能被外界再次關注，感激之至。”12月12日，再次接受記者采訪時，已定居北京的賴炳輝感慨連連。1982年，賴炳輝參與組建臥龍特別行政區，并出任首任“熊貓特首”。在1990年調離之前，他帶領干部群眾展開多項野生大熊貓乃至珍稀物種保護工作。日后來看，這些工作稱得上開創性、奠基性。例如，長達三年的“搶救大熊貓”行動，為臥龍保存了大熊貓科研、繁衍的種群；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的組建，則開啟了人類破解大熊貓基因密碼的征程，為圈養乃至野化放歸大熊貓提供可能；轉變生產生活方式，則為大熊貓種群永續生存規劃了藍圖。經過35年的實踐，臥龍特區已再無狩獵、亂砍濫伐等破壞生態資源現象。同時，特區的關鍵生態指標均明顯增長：野生大熊貓從75只增加到149只，保護區的森林覆蓋率和植被覆蓋率分別增加10個百分點、23個百分點。同時，原住民在全部搬離核心區的基礎上，實現生產生活方式人均收入增加123倍，且主要由生態旅游和特色林果業構成。昔日那個“口糧不能自給，到處是低矮木屋”的臥龍，早已成為歷史。“成績不只是對我個人的肯定，也是對整個中國野生動植物保護的肯定。”82歲的賴炳輝說，能夠參與中國第一個特區組建、并出任首任“熊貓特首”，是他一生的榮譽。現在，賴炳輝只剩下兩個愿望：在身體允許的前提下，再次探訪臥龍特區，感知當地新變化；抽空整理臥龍特區成立與發展的資料，以及自己的思考總結。他說，這些能夠為正在試點建設的大熊貓國家公園提供借鑒，“做得好的壞的，我都整理出來，為后來人提供參考。在保護大熊貓的事業上，我從沒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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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家樂第一人 徐紀元
成都市郫都區友愛鎮農科村徐家大院創始人
【事跡】1986年，種植花卉苗木的徐紀元帶頭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農家樂，帶動了一個產業的興起。目前，經過5次轉型的徐家大院，已經成為當地農村旅游的品牌企業，成為中國鄉村旅游的一面旗幟。
【回眸】
成都市郫都區友愛鎮農科村，川派盆景博覽園和花卉苗木景觀中掩映下，一座小青瓦三合院時而寧靜、時而喧囂。但不論風雨，每天清晨，69歲的徐紀元都會在院里轉悠。三合院是徐家大院的一部分，始建于1985年。第二年，這個院子里誕生了中國第一家農家樂，更成為日后中國鄉村旅游的一面旗幟。如今，回首這一切，徐紀元評價是：首先源于自己“不甘寂寞”的性格。徐紀元的履歷中，的確寫滿了“不甘寂寞”：1980年，分到責任田，他種起了花卉苗木。1983年，他成為全縣（郫都區為原郫縣）第一批“萬元戶”。徐紀元發現，前來采購苗木的客商異常喜歡住在三合院里，由此，徐紀元再次開啟了創業之路——中國第一家農家樂誕生了。“幸運也伴隨著我這個弄潮兒。”徐紀元說，作為一種新興的市場主體和發展形式，農家樂在工商注冊登記、食品安全管理、公司化運營、用地政策等方面突破了諸多政策壁壘。而在他的創業過程中，各級政府和業務主管部門“一路綠燈”。“幸運”的徐紀元沒有滿足。2000年前后，徐家大院已成為全省乃至全國農村旅游的品牌企業。但在周邊農家樂紛紛崛起的情況下，徐紀元有了新打算，并多次到成都三圣鄉等地參觀考察。隨后，徐紀元力主將徐家大院轉向園林式鄉村酒店。此后，每逢行業轉型升級，徐紀元總能在第一時間捕捉行業發展的最前沿。徐紀元說，每一次轉型都會伴隨爭議。他在自己所著的《我和我的徐家大院》一書寫到：市場競爭也是必然的。只有多想、多闖、多實踐，發展才有機遇，事業才會成功，人生才有價值。當下，借著鄉村振興戰略啟動實施的契機，徐紀元專門成立了文旅公司，負責經營農家樂、打造高端民宿和川派盆景博覽園。“我就是不服老、不滿足，不想平淡過一輩子。”徐紀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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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辦學校第一人 卿光亞
光亞學校創辦者、校長
【事跡】1992年，卿光亞籌款300萬元，在成都都江堰市創辦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所由公民個人創辦的全日制寄宿學校光亞小學（今光亞學校），由此開啟了中國民辦教育浪潮。
【回眸】
“我們永遠的校長！”提到卿光亞，劉曉軍和幾個同伴脫口而出。從初中到高中，劉曉軍都是在位于成都都江堰市的光亞學校度過的。這所成立于1992年的民辦學校，校長正是卿光亞。1992年7月，四川日報頭版刊登了一則廣告：私立光亞學校招生，這是一所全日制寄宿學校，一年級開始教授英文，美國外教親自授課。學費是每年3000元。“老實講，能招到多少學生，我也沒底。一來，私立學校還是新事物；二來，學費定得很高。”這一年，卿光亞只有36歲。他說，辦學校的想法其實很偶然——1992年，他的兒子6歲，即將進入小學。由于每天要接送，卿光亞和妻子都很難保證時間。于是“自己辦一所學校”的愿望愈加強烈。父親的鼓勵，更加堅定了卿光亞的信念，“他說，辦教育就是做善事。”卿光亞查詢了政策，早在1984年，社會力量辦學就已被許可。大門雖開，但卻無人肯進。缺人才、缺資金，創辦私立光亞學校，前期投入就需要300萬元，這無疑是一筆巨款，并且，各地并沒有出臺民辦學校的設置標準、審批流程等，卿光亞的辦學之路，就是一次“拓荒”。那段時間，找領導跑部門要政策、全國“海選”聘教師、上門推銷招學生，便成了他的日常。幾經波折，卿光亞成功了，校址定在都江堰市胥家鎮高橋村，“各種艱辛，只有自己才知道。”卿光亞說，即便是如今回想起來，仍感慨萬千。1992年9月，光亞學校迎來了首批160多名學生。由于光亞學校的教師在全國范圍內招聘且配備了外教，很快就打出了名氣。如今，光亞學校已經發展為4所學校，教學范圍涵蓋幼兒園到高中。而放眼全省，在卿光亞“拓荒”后，民辦學校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截至去年底，全省民辦學校已超過1.1萬所，在校學生達28萬人。“改革開放成就了我的事業，但不管走到哪，我都會記得辦教育就是做善事，做善事就一定要做好。”卿光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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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民間博物館創辦人 樊建川
建川博物館創辦人
【事跡】現年61歲的樊建川，1993年辭官經商，作為地產商人曾多次入選胡潤中國富豪排行榜。2005年，樊建川創建建川博物館聚落，如今，“建川”名下的民間博物館已經超過50座，成長為中國最大的民間博物館。
【回眸】
12月16日，冬日暖陽，位于大邑縣安仁古鎮的建川博物館改革開放館人頭攢動。見到樊建川時，他剛在自媒體上總結2018年，其中，建改革開放館是今年的工作重心。布展的方式按時間軸線，1978年、1979年、1980年……每年一個展廳，直到2018年。每個廳分兩大部分，一是當年主要的大事件，二是百姓記憶。“給人的感覺是一個40年的時光長廊，人們從1978年進去，從2018年走出來。”樊建川說，他21歲時趕上改革開放的浪潮，到現在61歲，人生最好的40年，都跟改革開放在一起。2001年，還是房地產商人的樊建川帶著自己收藏的一批“寶貝”到北京參加抗戰文物展。結果，國家文物局的專家從他的藏品中鑒定出14件國家一級文物。文物這么好，為什么不能修個房子建博物館呢？樊建川萌生了建博物館的念頭。2005年，建川博物館在安仁古鎮亮相，到如今500畝土地上一共有30多座不同主題的展館，算上全國各地他參與合作建立的展館，“建川”旗下展館已經超過50座。建100個博物館，是樊建川的人生目標。“盡管建一個博物館都很難，但我還是想建100個博物館。”2007年，樊建川簽了法律文書，讓妻子簽了字，請律師做了公正，將來建川博物館的土地、展館，包括幾百件國家一級文物等，都捐給國家。樊建川說，希望建川博物館所凝固的時代成果能夠傳承下去，最終成為永久的文化凝結根據地。“如果說我建博物館取得了一些成績，主要歸功于改革開放。我見證了中國民間博物館的巨大變化，這種魔幻式的變化，都歸功于這個時代。”樊建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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