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報 2018年03月05日
■川報集團特派記者 袁婧
“做完作業他們上哪兒歡樂，到哪兒蕩起雙槳呢？”3月2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大會新聞發言人王國慶回應如何切實為中小學生減負時，一番動情描述引起不少住川全國政協委員的共鳴。
呼吁為中小學生減負由來已久，但普遍反映孩子們的壓力和負擔依然不輕。減負如何減出實效？住川全國政協委員建議國家層面通過高考制度改革，真正為學生、為家長、為老師、為社會“減負”。
減負≠減少在校學習時間
由曾芳委員牽頭的聯名提案《關于建立青少年近視防控網絡體系的建議》得到了很多住川全國政協委員的響應。“造成青少年近視的原因，有閱讀方式和習慣改變等多種原因，可能還與過重的學習負擔有關。”不少委員認為，雖然“減負”喊了很多年，但成效甚微，反倒是“校內減負校外增負”“學生減負家長增負”。
曾芳的女兒還在上幼兒園，但身邊親戚、同事的親身經歷，讓她開始提早擔憂未來。“有些小學下午三四點就放學，好些同事自己沒辦法接孩子，就開始心慌，擔心這擔心那。”曾芳說，“減負”的初衷是想改變填鴨式的應試教育模式，但不能以單純減少在校時間來實現。
“學生減負到底應該減什么？”住川全國政協委員、西南醫科大學校長何延政認為，“減負”減掉的應該是過于繁重的課外負擔，而不是減少對學習的投入、對能力的培養，更不是簡單粗暴地減少在校學習時間、降低學業水平要求。
一些委員認為，放學時間提早，固然考慮了青少年生長發育情況，例如孩子無法長時間集中精神等，但“放學了去哪兒”的問題卻帶來了一系列連鎖反應。
“家里沒老人的，可能要為孩子找托管機構，這會給家長帶來經濟和精力上的雙重負擔。”曾芳說，有些老師甚至把重心放在課外輔導上，課上的內容與考試無關，課外輔導的內容才考試，這讓學生和家長怎么選擇？
高考制度改革促進科學減負
3月3日，教育部部長陳寶生經過人民大會堂“部長通道”，當被記者詢問如何解決“3點半放學”問題時，陳寶生表示將與有關部門協商解決涉及的相關政策問題，探索依靠社會力量解決，并加大力度治理校外托管班亂象。
從事教育行業數十年，住川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國弘現代教育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蘇華認為，教育主管部門推行減負政策，主要針對學生過重的學業負擔和考試壓力而言，而當前造成學生學業負擔過重的重要原因是高考制度。蘇華一語中的，“‘校內減負校外增負’‘學生減負家長增負’的現象，其核心原因在于高考指揮棒”，家長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擔心孩子將來不能升入優質大學。
“去年，教育部部長在十九大會議討論中表示，到2020年，我國將全面建立新的高考制度。”何延政說，新的高考制度才是打開“減負”困局的鑰匙，通過高考制度改革，倒逼課程改革，減負減出實實在在的效果，讓學生的創新性得以真正釋放。
“在‘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新高考制度背景下，減負既是新一輪高考改革的必然訴求，也是高考制度現代化的內在要求。”蘇華認為，高考制度改革是實現科學減負的重要前提，并建議可以通過“增加職教高考，做到因才施考”，形成兩類教育、兩類高考的雙軌制格局，讓考生找到適合自身特點的成長成才道路。曾芳則建議，推行“考試+申請”大學生選拔方式，將學生的考試成績和綜合能力結合起來進行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