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0年04月06日
◎裴嘉
為康區奉獻一生的南下干部
“南下干部”是解放戰爭后期和建國初期，因政治軍事形勢發展所需，而產生的一個特殊而耀眼的歷史革命群體。他們都是從北方老解放區按照黨的解放全中國的戰略部署，一路南下開展接收和建立革命政權工作的老區干部。“南下干部”這一群體青春時代的人生履歷，記錄了共和國建立和發展初期的難忘歲月。在我州，也有這樣一批把青春的熱血和汗水澆灌在這片熱土，把一生奉獻給高原的“南下干部”們，在甘孜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鐫刻著這批老前輩們不朽的歷史功績。
南下赴四川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黨中央作出關于進軍四川、解放四川的指示。
1949年8月，當時四川的情況是：國共兩黨都認定“在大陸的最后決戰在四川”。蔣介石為此部署了胡宗南的20萬大軍守川北大門，宋希廉的18萬大軍守川東。在12月時，又從川北、川南、川東、川西向成都集結，試圖與解放軍展開最后一搏。據統計，當時在成都的國民黨胡宗南等部共有19個軍，52個師。
黨中央決定由時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賀龍、時任晉綏分局書記李井泉率華北野戰軍18兵團和西北野戰軍第7軍等部由北線陜西越秦嶺入川、南下突破劍門關從廣元進川及成都，配合劉、鄧率領的由南線南京、蕪湖、安慶等地向西迂回，突破湘黔防線，然后挺進四川的宜賓、瀘州的第二野戰軍共同發起成都戰役解放大西南，解放川康。并決定從晉綏解放區抽調地方干部等人員組成南下工作團隨大軍南下入川。
1949年10月下旬，山西晉綏老區南下干部分批從山西臨汾地區出發，隨賀龍、王維舟、李井泉、周士第率領的人民解放軍18兵團向四川進發，此時18兵團司令員為周士第。南下入川的干部和各類干部學校的學員、警衛隊、勤雜人員，按軍事編制成立支隊，下設5個梯隊。5個梯隊和3個警衛團總人數共約15000人。后來任康定軍管會主任、康定地委書記的苗逢澍同志當時任第三梯隊政委。南下5個梯隊統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入川工作團。西北入川工作團入川后到西康地區工作的地區一級干部20余人，到縣一級工作崗位工作的正副縣委書記、縣長40人，縣委委員和區級干部500余人，財貿、公安干部200余人，還有各類干部學校的學生300余人，合計1100余人。其中200余名南下干部、學員，隨62軍186師進入康區。
西北入川工作團每個同志沒有留戀解放區的美好生活，告別父老鄉親，憑著一雙鐵腳，經過10多天艱苦行軍從山西永濟風凌渡渡過黃河到達西安。1949年11月7日在西安休整期間，為了便于對入川部隊及南下工作團的統一領導，黨中央成立賀龍為主任的川西北臨時軍政委員會。川西北臨時軍政委員會在西安配齊了川西、川北、西康省3個區黨委、省區政府及各部門、各縣市區的領導班子。
1949年12月上旬，入川工作團開始翻越秦嶺進入四川，時值嚴冬，天降大雪，寒風凜冽，翻越秦嶺極其艱難。我時任西北行政干校校長，第二梯隊政治部主任安法孝同志自述文章中讀到這樣一段，他說“我所在的梯隊既有抗戰前參加革命的老干部，也有山西晉南和晉西北10多歲新參加工作的男女知識青年，政治熱情都很高。我們雖是沿著川陜公路行進，但道路崎嶇，盤旋起伏，步履艱難，腳上打起泡也忍痛前進。由晉南行政干校（分校）師生組成的一個大隊過秦嶺時恰遇大雪紛飛，晚上幾十個人在修路工人或伐木工人棄置的沒有門窗的空房子里，鋪雜草擠在一起，寒風凜冽，無人叫苦，都充滿了解放大西南的革命斗志”。由于胡宗南部隊破壞了公路橋梁，埋設地雷阻礙我軍追擊。這種情況下，工作團不得不按照掃雷部隊指定的路線迂回前進。道路艱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造成觸雷身亡。南下的途中，除了道路的艱險和泥濘，長途跋涉，還受到國民黨的殘余勢力、游兵散匪、地方反動勢力的武裝襲擊和各種騷擾，有工作團和警衛團的干部、戰士就這樣犧牲在南下的途中。經過一個多月三千多里的長途行軍，終于在1949年12月底到達四川。（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