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8月02日
(上接7月30日第五版)
當然，“農民夜校”與學習培訓這兩大脫貧攻堅利器，不止是六組一村有，在馬達村也有，在仁果鄉上村第一書記黃鵬鑫那里也同樣有，或許在其他村也同樣辦有農民夜校。
脫貧攻堅，全國一盤棋，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很容易得到推廣，更不要說甘孜州或甘孜縣境內這種帶有更大“共性”的扶貧舉措了。當然，成千上萬個農民夜校或各類培訓班也有差別，這差別，可能是教授內容的差別，也可能因教師水平等諸多原因，導致教學效果有差別等，但這種根源于主客觀條件差異的差別，誰也沒辦法將之根除或消滅。
不過，有一種“差別”卻必須引起重視。并且，唯有引起重視并深入研究，脫貧攻堅戰役才可能取得徹底的勝利。
“如何幫助仁果上村的貧困戶建立合適的農村合作社，保障村民持續增收致富，且脫貧后不返貧，這又成為了我的心頭難事，因為各種各樣的產業規劃方向太多了。但在一次下村走訪的過程中，我們老支部書記根登扎西的一席話提醒了我，那時候還是夏天格桑花開得特別好，我說格桑花雖然漂亮但是難免有點單調，可是老支部書記卻說‘我們這里雖然只有格桑花，但每一朵花它都不一樣’，我突然意識到這就像我們第一書記下派的根本職責，要做到精準。搞好精準扶貧就必須精準到戶，精準到人，精準到因地制宜量體裁衣。”來自甘孜州氣象局的黨員干部、現仁果鄉上村黨支部“第一書記”黃鵬鑫頗為感慨地說道。
黃鵬鑫之所以如此感慨，是因為他按照這個思路發現了符合仁果上村的脫貧道路。
其實在2015年之前，甘孜州各級政府及部門在扶貧工作中就發現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農村的貧窮，不能僅僅看成農牧民的貧窮，它實際上還應該包括農村集體經濟的弱化與空白。
幾十年前開始的農村改革和“包產到戶”政策，激發了農業、農村、農民的活力與激情，一舉解決了中國十多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在一些落后偏遠地區、純農牧業地區，卻“一刀切”地砍掉了幾乎全部的集體經濟。幾十年來的實踐證明，農村基層政權，缺少集體經濟支撐，缺少集體經濟收入，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農村基層工作不得力，基層組織渙散的重要根源。
村組組織沒有經濟收入，所造成的惡果非常明顯。一是村里除了按上級要求工作外，啥也動不了，因為村集體沒有錢；哪怕明知村里發現了某種礦藏，村集體想要投資入股等，也只得望錢止步；二是村級組織沒有錢，對于村里的貧困戶、五保戶等，會缺少有效的幫扶；第三個惡果更為明顯，那就是因為村“兩委”組織沒有“財權”，導致干部說話沒人聽，工作難以開展的困難局面。
與中央財政富裕了，才敢提出2020年必須達到全面小康的戰略目標一樣，地方政府包括村級組織的錢袋子豐富了，腰桿才硬得起來。
黃鵬鑫在調查中發現，仁果上村的農戶里，有大約30人長期從事木工、木匠職業，擁有木工技術，而村主任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于是，成立“仁果上村木工經營合作社”的想法便新鮮出爐了。
從想法誕生到落實建成，是一個艱苦的過程。
先是與村民們進行商討，得反復講解木工經營合作社的各種優勢，以及個體單干難以接到訂單難以做大做強成本更高的劣勢。接著是合作社選址，為了方便運輸，初定的合作社建設地點為國道317線旁，但相關規定出于安全考慮在317國道旁50米內修建房屋是不被允許的，縣委書記雷建平帶領工作組實地考察之后，才最終敲定合作社建設地點。再是合作社啟動資金，黃鵬鑫只得回“娘家人”甘孜州氣象局“化緣”4.5萬元，并同時爭取到扶貧移民局產業扶持周轉金15萬元，合作社才算正式啟動。最后要解決的是合作社運營模式問題，黃鵬鑫同仁果鄉黨委反復研究，決定借鑒內地村級合作社的先進經驗，采取合同承包責任制，全村范圍內招收產業帶頭人進行合作社承包經營，保守估計每年將為仁果上村支付2萬元的承包費。這一方式，既保證有“一技之長”的群眾有穩定的收入，又提高了產業帶頭人帶領群眾致富的積極性，更使村級集體經濟收入有了穩定的保障。
發展合作社等集體性質經濟，“因為各種各樣的產業規劃方向太多了”，必須要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因為甘孜州農牧民的實際是，有的村子善于木工，有的村子善于制衣，還有的村子擅長于各類手工藝，不同的村子，有不同的手藝、技能與絕活。（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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