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報 2021年11月03日
□付真卿
近來，涼山專項整治“賣慘帶貨”“悲情營銷”一事引發廣泛關注。的確，對于這種欺騙消費者、透支同情心的行為，早就應該重拳出擊。這種行為不僅損害農戶利益和地方產業品牌形象，更是對社會誠信體系的破壞。
自媒體營銷號門檻低、數量巨大，其背后的運營方權屬結構復雜。對“賣慘帶貨”行為的整治比傳統的市場監管要復雜得多，僅依靠某個地方的市場監管部門遠遠不夠，需要多地、多部門聯防共治。封禁一批賬號并不困難，困難的是怎么防止這幫人換個馬甲又跳出來。相關部門應該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施以對策，在法治框架下讓這幫人付出最沉重的代價。
在重拳整治“賣慘帶貨”的同時，我們更應該深思的是，為什么這些“賣慘帶貨”者總是將目標瞄準農產品，瞄準像涼山這樣曾經的貧困地區？從用戶思維的角度，或許是因為這些地區、這些農戶過去總是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他們是貧困、弱小的，他們的農產品總是面臨滯銷的難題。這個刻板印象容易激發起人們的同情心，讓“賣慘帶貨”的邏輯得以自洽。
來之不易的脫貧成果，不容“賣慘帶貨”者歪曲抹黑。脫貧成果鞏固、鄉村振興發展依然任重道遠，什么時候我們能真正改變外界對脫貧地區的刻板印象，“賣慘帶貨”自然也就成了無根之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