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0年04月16日
◎郭昌平
龔伯勛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到康定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曾在康定縣上工作多年，后又調州上的宣傳文化單位工作。現在已是80多歲的老人了。
龔老不論在州、縣工作，由于其工作的性質，他是長年深入區、鄉，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他對康定的文化可以說是了如指掌，至今他都還在用他所收集到的和他研究出的成果在為康定的文化發展作貢獻。
他就曾相當肯定地說：“《康定情歌》就是康定的老百姓自己創作的民歌，要說作者，康定的各族人民就是《康定情歌》的作者。”龔老曾經為此寫過一篇“《康定情歌》之源”的文章來闡述他的這一觀點。他在這篇文章中說：
七百多年前,隨著忽必烈的蒙古鐵蹄踏上康巴大地,宋太祖趙匡胤的“玉斧畫疆成誕語”，大渡河就再也不能將高原與內地分開了,木雅貢嘎大雪山周邊的民族走廊也更通暢了。世代居住在木雅貢嘎西邊的“卡拉甲布”(木雅王,即后來的“明正土司”)也遷到了東北角一個風景優美的山谷。這個地方就是今天的康定。
康定,古稱“打箭爐”。它位于西蜀之西,故又稱“西爐”、“爐邊”。隨著“卡拉甲布”(木雅王)的入住,這個三山二水環抱的美麗山谷中的邊域,便逐步發展成為一個以邊茶貿易為主的邊貿大市,在清代中葉達到鼎盛時期。“西爐”這個美麗山谷中的古邊城,不僅是“茶馬古道”上的商貿中心,更是四川西部的政治、軍事重鎮。這里,清代設有“打箭爐廳”,民國時期為西康省的省會,今天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
“西爐”茶市的興旺,促進了川邊藏、漢、回等多民族的經濟交往,也密切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加之“洋人”、“洋教”的“西浸”,多種文化的交匯碰撞,更鑄就了它特有的地域文化。那首早已享譽海內外的《康定情歌》,就是多種文化在“西爐”撞擊所發出的最耀眼的火花,是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代表。
不識“西爐風”,哪知歌中味。飲過跑馬溜溜山下的甘泉,方知《康定情歌》的底蘊。她既不是一般的漢族民歌,又不屬普通的藏族情歌。她不僅有當地漢族和藏族民歌的韻味,還有甘肅、青海花兒的成分,甚至還融進了西洋音樂的分子。它是古邊城多種文化交融的結晶,絕不是某個“歌王”能獨自“創作”出來的。
《康定情歌》根植于多民族、多文化的深深沃土。這片土地,哺育我近30載。我的青春年華,就是泡在多彩的“西爐”文化乳汁之中的。這里的民歌和民間故事浩如煙海,曾深深地把我打動,使我禁不住拿起筆將一些篇章錄在紙上。
這些動人的康定民歌,是“西爐”各族兒女的心聲,內容觸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式也多種多樣。木雅貢嘎東北角的折多山,將康定縣分為東西兩部分,折西的木雅地區為藏族聚居地,折東的大渡河周邊為漢、藏、回等多民族雜居地。藏族民眾,無論節假日還是勞作之余,必起舞高歌,常常是弦子、歌卓(鍋莊)通宵達旦,就是在牧場、田間、旅途,也無時不放歌,曲曲山歌響徹雪山草原。
其曲式,跳弦子有“格桑拉”、“亞拉嗦”等弦子調,跳歌卓有各種快慢板的歌卓調;魚通地區的藏族同胞更有唱不完的“酒曲子”;木雅地區的藏族姑娘們游戲,打“箍箍卦”,也是歌兒不離口，漢族人唱得最多的是“四句歌”(也叫“山歌”),無論是白天在地里勞作,還是秋夜在堂屋里挑燈圍坐撕玉米,都有歌聲相伴,嫁女娶媳婦更是歌不可少。總之,有聚就有歌。
新中國成立后會多,常常是會前會后歌不歇。20世紀50年代,縣上、區上召開“四干會”、“三干會”和別的什么“代表會”,來自各區、各鄉的代表們,拉歌、對歌、賽歌便是特有的一道“風景線”,往往是你起我對,定要對個輸贏,唱個通宵難盡興。漢族民歌也是調式多多,常聽到的有“溜溜調”、“啷啷調”、“亞溜子”、“喲伊喲”等等,甚至還有源于內地“唱本”的“十二杯酒”、“十八相送”之類,可以說南北各派都有。那首著名的《康定情歌》,就是由流行在雅拉溝一帶的既有漢族山歌,又帶點西北花兒味道的“溜溜調”演化而來的。
這雅拉溝,是古人“西出爐關”的另一要道,可以說是康定這地方一個典型的移民之鄉,在這里落腳生根的,既有來自川北的“金夫子”,也有乾隆“打金川”和紅軍長征等不同時期從崇化、綏靖(也就是今天阿壩州的金川和小金地方)那邊過來的“西路娃”,他們當中有漢人,有藏人,還有回民,各方移民帶來的來自家鄉的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這里獨特的鄉土文化,其代表就是那各式各調的“雅拉山歌”。那首源于雅拉山歌“溜溜調”的《康定情歌》,經諸多音樂家、歌唱家和文化人的加工提煉,辛勤培育,終于飛出深山,飛出國門,唱響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