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9年12月20日
◎謝真元
眾所周知，中國戲曲史的研究肇始于王國維。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已經形成了一門獨立、完整、系統的學科。然而，諸如中國戲曲究竟“源自何方？”“形成于何時？”等這樣一些最基本、最簡單的問題，至今仍莫衷一是、懸而未決。一代代海內外戲曲史研究者們，試圖從不同角度探究，并得出了多種多樣的答案。綜觀戲曲史各領域，似乎再也找不出能引起如此持久爭論的問題了。可以說，這是一個既古老又有新意的具有挑戰性的課題。
相比較而言，漢民族戲曲研究的這一基礎課題，至今雖然仍眾說紛紜，但畢竟經過幾代人的辛勤耕耘，這片園地已然綠樹成蔭、碩果累累。然而，對于藏戲的研究，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系統的理論研究還未形成，僅有一些資料性匯編等淺顯的研究。因此，在梳理這兩種戲曲文化的發展脈絡之前，我們必須對“戲劇”“戲曲”等最基本的概念予以界定，并對戲劇與戲曲的關系進行闡述，進而廓清戲曲形成、成熟的標志等問題。
究竟什么是戲劇？這是令全世界的戲劇學論者都感到惶惑的問題。因為立論的角度不同，各種戲劇學論著對“戲劇”的界說均人言言殊。通常說來，“戲劇”是指“由演員扮演角色，在舞臺上當眾表演故事情節的一種藝術”。[ 葉長海《中國戲劇學史稿》第1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關于“戲曲”，歷史上曾有過多種稱謂，如“戲文”、“舊戲”、“國劇”等。作為語詞，“戲曲”首見于元末明初人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渾、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宮調”。這里的“戲曲”，實指宋代“雜劇本子”。此后200余年間的曲論著作，無人再使用這個名稱。直到明末的凌濛初，曾使用過“戲曲”一詞，指的是“戲曲劇本”。
晚清的姚燮在《今樂考證》中，首次比較明確地將“戲曲”作為演出藝術的概念提出來。真正大量使用“戲曲”這一概念，是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中。此后，“戲曲”一語，便作為宋金以來包括雜劇、南戲、傳奇和各種地方戲曲在內的中國傳統戲劇文化體系的統稱，泛指中國傳統的戲劇文學和戲劇演出藝術。可見，“戲曲”這一概念經歷了緩慢的發展過程，之所以逐漸被普遍認同、接受，是因為這一稱謂更能體現中國戲劇藝術融“唱、念、做、打”于一體的高度綜合性特征。
戲劇與戲曲的關系，是一個藝術門類的總稱與所屬的各藝術形態的關系，即是種概念與屬概念的關系。“戲曲”不過是“戲劇”的一種具體形態而已，兩者不是簡單的并列關系，而是一種主從或者說種屬的關系，“戲曲”從屬于“戲劇”。事實上，早在王國維就已經在現代意義上規范化地使用“戲劇”和“戲曲”的概念了。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等一系列的著作中，已經是明確地將“戲劇”作為一個種概念，而將“戲曲”作為一個屬概念。他在《宋元戲曲考》的“余論”部分曾明確地指出：“我國戲劇，漢魏以來，與百戲合；至唐而分為歌舞戲及滑稽戲二種；宋時滑稽戲尤盛，又漸藉歌舞以緣飾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戲，不以歌舞為主，而以故事為主；至元雜劇出體制遂定。南戲出而變化更多。于是我國始有純粹之戲曲。”
中國藏、漢戲曲藝術乃戲劇這一藝術門類中的分支，它既具有戲劇文化的共性，又具有戲曲文化的獨特性。因此，衡量它們形成的標準也應該是雙重標準，首先它們應該具有戲劇文化的共性，其次應該具有戲曲文化的特性。同時，戲曲是中國的民族藝術，是在中國古代社會土壤中生成的，無論形式還是內容，無不蘊涵著中華民族的民族特色。
我們認為，衡量中國戲曲的形成，宜用雙重標準。首先，應借用亞里士多德的戲劇理論，探究其是否符合戲劇規范；其次，依據王國維的戲曲理論，考察其是否符合中國的戲曲界定。因此，我們將亞里士多德的戲劇理論著作《詩學》和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作為衡定漢、藏戲曲形成標尺的理論依據。有一個共同的標尺，方才能對漢、藏戲曲的起源及其形成發展進行梳理和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