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1月29日
■孫惠芬
2003年，我走進一座村莊，那是我筆下的上塘，那些人們叫劉立功、徐蘭、鞠文采，他們雖然出自虛構，卻是我一直以來的想念。2009年春天，從故鄉返回大連的途中，一個朋友打來電話，非要我在縣城停留一下，介紹我認識一個人。他領來的是一個開礦的老板，剛剛遭遇一場災難，妻子在家里被害。我們剛坐下來，他就指著朋友說，你看看他，死了老婆就活不起了，你說至于嘛！我悶悶地看著那張汗津津的國字臉，我的汗也淌了出來。我發現我認識他，我不但認識他，還知道他叫劉立功，他出身卑微，為了改變后代基因，挖空心思追到大戶人家女子，卻像一只螞蟻追到一只蠶豆，不知該怎么辦……
本以為回到家里用不上一年就能寫成《后上塘書》，可兩年都過去了，才寫下不到兩萬字。我似乎只認識他們的過去而并不認識他們的現在，他們的人生激蕩在上塘外面的遠方，他們的生命連接著鄉村城市化的變革，他們被改變身份的欲望喚醒使盡渾身解數，直至面目全非……我的困難在于，我能夠在理性層面推理他們的現實遭遇，卻給不了他們遭遇現實的物質外殼，我不知道劉立功每天住在哪里，他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樣子。
整整兩年，我把自己放逐鄉村，放逐鄉野。在這兩年中，我不光結識了從底層打拼出來的各色人等，還在法院的審判廳、信訪辦的接待室、鄉村大地的溝溝岔岔探到了許多來自于那里的生命消息，采訪傾聽了許多來自于那里的人生故事。我還隨心理學朋友參與了對農村自殺遺族們的調查，寫出了《生死十日談》。在這次調查中，我遇到這樣一個人：他立志改變鄉村，二十幾歲就當上村長。上世紀90年代，他和劉立功一樣一夜之間辭掉村長職務到外面打拼，賺了上億資產。有一天，國家鼓勵有錢大戶承包土地搞現代農業，他又回到鄉村重新競選上了村長，可也因此進入了復雜的官場關系，與老婆常年兩地分居，愛上了為他打工的民工妻子，陷入混亂的倫理關系，最終不堪重壓臥車自殺……《上塘書》里的劉立功和自殺者在這一維度相遇，我的心激動得怦怦直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奮斗出來的企業家，到了2010年這個歷史時期，他們有可能重返鄉村承包土地，有可能重新競選村長。這不僅照亮了我一直以來尋找的鄉村人精神還鄉這一主題，還將劉立功往返于城鄉之間的物質外殼呈現眼前——他在上塘，又不在上塘，他渴望還鄉，卻無法還鄉。我在劉立功的生活空間之外，看到了人心在變革中的動蕩與失控，看到了失控靈魂的不安和驚恐，看到了那些深陷災難的人們的內心掙扎，以及在掙扎中靈魂的救贖。劉立功們曾經如魚得水、如日中天，是人們眼中的成功者，可突然之間，警車的汽笛響在家門口，他由成功者變成受害者家屬，他的人生不得不倒立在黑暗中……在這倒立的黑暗時光，他是否思考過家的意義，財富的意義，是否看到創造財富留下的斑斑血跡，以及像血跡一樣除不掉的原罪？
我的筆終于不再艱澀，跟著他，我走近他身后的家族，走進他遭遇災難之后的黑暗瞬間，走進不曾料想的絕望和痛苦。吞噬我的，是鄉村人自我身份的迷失和尋找，是他們在尋找中心靈的孤獨、脆弱和恐懼，是為擺脫孤獨、脆弱和恐懼而呈現出的心靈真相……令我欣慰的是，從沼澤里跋出，我看到人性的覺醒之光如晨曦般閃耀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