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4年09月27日
◎黃孝紀
一個嬰兒的誕生殊為不易。
當我明白“臍風疾”的肆虐，曾經對鄉村新生兒所造成的危害，我不禁感慨于生命的脆弱！我也常暗自慶幸，自己能夠存活下來，并長大成人。這要感謝接我出生的文章奶奶，在剪斷我的臍帶之前，能用沸水煮過那把剪刀。
在我的故鄉湘南山區八公分村，接生婆俗稱接生娘，無疑一律是上了年歲的婦人。村中每有婦女生孩子，最要緊的，自然是請接生娘。傳統意義上，接生娘并不是一項謀生的職業，卻是令人尊敬的職業，她們給人接生，多是出于一種善舉，并不一定要求得報償。那些順利生下孩子，孩子又健康成長的人家，作為感激，日后當然會請接生娘吃一餐飯，或在過年時送一塊豬肉做謝禮。若是孩子夭折了，對一個家庭來說，本已是悲傷的事，又哪還有心情請接生娘吃飯，給她送禮呢？
舊時的故鄉，產婦都是在自己家里生孩子，因此，接生娘便不可或缺。在我童年時代，村中曾先后有好幾個接生娘，年邁的文章奶奶，普英奶奶，比她們小一輩的，則是全英和己玉，她們有一個共同特點，都多次生育，富有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故鄉周邊一帶村莊做接生的，則是我的大姐荷花，她是真正掌握一定現代醫學知識的鄉村醫生，也是故鄉最后的接生娘。
故鄉地處偏僻山村，遠離城鎮，曾經漫長的歲月里，鄉人經濟貧困，缺醫少藥，孕婦的生產，自然也是聽天由命。那時的婦女，雖說生得多，但夭折的孩子也多。一些嬰兒在出生頭七天就死了，死時面帶苦笑，頸脖后仰。在故鄉人看來，這些孩子大都死于一種俗稱“臍風疾”的病。聽母親說，我曾有兩個名叫“荷香”“繡花”的姐姐，就是先后死于“臍風疾”。在我童年時代，村北一片樅樹山，是歷年埋葬早夭孩子的場所，許多生命之花，凋謝在這片林子里。要是村中產婦遇上難產，就更兇險了，弄不好大人孩子雙雙殞命。難怪小時候經常聽我母親念叨：“女人生孩子是闖鬼門關，闖過了，吃雞婆湯；闖不過，見閻王。”
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過去鄉村新生兒成活率低，根本原因在于當時鄉村的醫療條件差，接生娘缺乏必要的醫學常識。這也難怪，她們本就是些不識字的文盲，做接生全憑經驗。嬰兒出生后，接生娘處理臍帶，或是臨時找一把家用的剪刀剪斷，或是直接用雙手食指各繞一圈從中硬生生扯斷，或是用尖銳的長指甲掐斷，甚至有用牙齒咬斷的，而后用苧麻絲在傷口處一扎，覆蓋一張黃紙錢，再簡單擦洗一下孩子，包在舊布襁褓中，就算完事了。這類處理臍帶的方式，簡單粗暴，既無消毒的觀念，更沒有藥物，就很容易造成臍帶傷口感染。尤其是使用沒有消毒的剪刀，興許還生了銹，極易造成新生兒感染破傷風，就是俗稱的“臍風疾”，是長期以來新生兒死亡率的主要病因。
慶幸的是，在我出生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故鄉所在的大隊已有合作醫療點，或許是受赤腳醫生煮針消毒的時風所染，為我接生的文章奶奶此時已懂得用沸水煮剪刀消毒，而不像往日給我那早夭的姐姐繡花接生那樣，用長長的手指甲硬生生掐斷臍帶。
那時，我家所住的老廳屋里，一共住了五戶人家，文章奶奶就住我家的對門。我出生的那天夜里，大我十七歲的大姐見證了我出生的過程。那會兒，母親已經臨產，父親請來文章奶奶接生。文章奶奶吩咐燒一砂罐水，將我母親平日縫補衣服的剪刀找來，投入水中一番煮沸，涼后待用。母親是坐在臥房的寬板樓梯上順利生下我的，文章奶奶接下我，拿過那把剪刀，將我的臍帶拉直比畫到腳彎處剪斷。從此，我便脫離了母親的胞衣，成了這人世間的一員。以后，據說我在襁褓里食量大，尤其喜愛吃母親咀嚼過的飯，像張著大嘴巴嗷嗷待哺的黃口乳燕一般，一副總也吃不飽的餓樣子。有一回，文章奶奶滿是憐愛地逗笑我，說我怕是吃得下一鼎罐飯哩！奶奶金口一開，我也就有了一個叫“鼎罐”的小名。在我童年和少年時代，村里的男女老少，無不這樣叫我。
我對文章奶奶的記憶不多，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她就去世了。我只模糊記得，她是一個身形瘦小的小腳老人，滿臉皺紋，平日黑衣黑褲黑頭帕，走路顫巍巍的樣子，聲音細小，慈祥和藹。她的屋門上面，筑有燕窩，年年燕去燕來。每當乳燕出生的時候，燕子呢喃，廳屋里十分熱鬧，她就常告誡我們，千萬不能用竹竿捅那燕窩和燕子，會有罪過的。
另有一件事情，我也印象深刻。一年中，每當母親做了時鮮的食品，譬如盛夏做了燙皮，母親在神臺前畢恭畢敬地敬過祖先神靈之后，總會用飯碗裝一塊剛出鍋的熱燙皮，囑咐我好生端著，給文章奶奶送去。母親歷年所生的孩子，都是文章奶奶接生的，這份恩情，母親一直銘記。
村中年年都有孩子出生，文章奶奶過世后，接生娘自然又有其人。其時，遠在十里山路之外的公社衛生院，偶爾也會召集各村的接生娘做簡單的培訓。經過培訓的接生娘，這時有了一個新名稱，叫接生員。接生員從衛生院領來紗布、碘酒等幾樣簡單的接生用品，堪稱現代醫學照在鄉村新生兒身上的一縷曙光。應該說，自從有了接生員制度，鄉村新生兒成活率大大提高了。不過，若是碰上孕婦難產，這些鄉村接生員，通常也是無能為力。在我童年時代，我所居住的那棟老廳屋里，就發生了一樁初產婦母子雙亡的悲劇。
我的大姐荷花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做接生娘的，其時已分田到戶，三十多歲的她在務農之余，在家從事鄉村醫生的工作。大姐十幾歲時就被推薦到衛校學習，并在永興縣人民醫院實習，回村后，做了大隊合作醫療點的保健員，也就是以務農為主業的赤腳醫生。以后，她出嫁生兒育女，家在與我們村莊僅一江之隔的對岸小村油市塘。有好些年，因四個子女尚年幼需要照料，而我大姐夫又在遠地當工人，她一度中止了行醫。
分田到戶后，大姐領了行醫執照，在家辦了小診所，周邊村民有個小病痛，往往都來找她打針問藥。許多時候，日里夜里，她還要挎著那個紅十字會的醫療箱，走幾里山路去給村民看病，或者給產婦接生。也就是從這時起，她成了周邊山村廣受尊敬和信賴的接生娘。
大姐在故鄉一帶接生的十幾年間，一個個嶄新的小生命，由她迎接到人間，沒有一個夭折的，給無數的家庭帶來了歡樂和幸福。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隨著城鄉經濟的發展，交通便捷，加上計劃生育政策的嚴格實施，人口出生率下降，鄉人對生育更為重視，家中若有產婦即將分娩，一般都是及時送往鄉鎮醫院。從此，“接生娘”一詞也在故鄉漸成歷史。之后，我的大姐來到了永興縣城，先是應邀在私人醫院和藥房坐診，后來做了一名專職的牙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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