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7年04月21日
■王佐
1935年6月8日，紅一方面軍攻占天全，奇襲蘆山后，中共中央根據敵情變化，令駐寶興部隊進占藏族聚居區——大磽磧，開始積極準備翻越夾金山。
紅四方面軍于1935年3月由川陜革命根據地揮師西進，策應中央紅軍。6月初，紅四方面30軍政委李先念率五個團挺進懋功（今屬小金縣）地區接應紅一方面軍。22日，81團從小金川下游的長沙壩渡過大渡河，在丹巴縣宗達一帶與川康邊防軍步2旅展開激烈戰斗。紅軍兩次攻打丹巴縣城未果，退至大渡河東岸布防，與30團共同警戒康定方向之敵。多次派部隊到金湯附近游擊，孔玉民團驚恐萬狀。這是紅四方面軍首次進入甘孜藏區。
兩軍會師之前，四方面軍三巨頭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研究迎接中央紅軍事宜，張國燾說：“中央紅軍是老大哥，比我們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們有六萬人，五倍是三十萬。”因此，紅四方面軍張貼出“歡迎三十萬中央紅軍”的口號。徐向前后來回憶錄中認為，這個口號影響到了兩軍會師后的關系。
張國燾是黨的一大代表，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曾長期擔任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一直處于黨中央核心地位，其后逐漸掌握了紅四方面軍的領導權。兩軍會師后，1935年6月25日，張國燾在撫邊見到了在雨中等候他的毛澤東等中央政治局委員，激動之余發現中央紅軍軍力、軍容、裝備、給養遠遜四方面軍，他內心的“機會主義”開始蠢動，野心膨脹起來。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懋功縣屬的兩河口召開（即兩河口會議），經過討論于28日作出《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張國燾雖在兩河口會議時表面同意北上方針，雖勉強同意執行《松潘戰役計劃》松潘戰役計劃，率軍北上，但行至阿壩后，強令紅四方面軍掉頭南下，10月7日，張國燾以“中革軍委主席”的名義發布《綏崇丹懋戰役計劃》，令紅四方面軍殺回金川流域，向四川進發。16日，四方面軍占領丹巴，再次進入甘孜藏區。 13天時間共殲滅楊森、劉文輝、鄧錫侯所部17個團及部分地方武裝，守敵潰不成軍，楊森、鄧錫侯部全被擊潰，逃往兩河口，夾金山以南地區，劉文輝所部張行團3個營逃往道孚，余松琳率余部逃向孔玉、魚通、瓦斯溝及金湯一帶，沿途搶劫，人民十室九空，慘不忍睹。
10月20日，張國燾再次以“中革軍委主席”名義，發布《天蘆名雅邛大戰役計劃》，分左、中、右三個縱隊及左、右兩個支隊，乘勝前進，向雅州地區猛撲過去。右縱隊以倪志亮為司令員，率4軍、32軍（原中央紅軍九軍團）分別由丹巴、松崗一帶出發，28、29日在金湯、魚通擊潰川康軍余松琳、劉元琮兩個旅后，又分兵兩路：4軍主力經麥笨、烏泥崗、若泥崗、余家莊追殲余、劉兩旅潰部，11月3日進占昂州（今瀘定嵐安），翻馬鞍山東出紫石關再潰袁國瑞旅，10日攻占天全。32軍則沿大渡河而下，襲擊李抱冰部瓦斯溝附近的姑咱、時濟、喇嘛寺陣地，牽制敵軍兵力，并與4軍一部配合，在瀘定九叉樹一帶反復襲擊李抱冰部陣地及余家莊等地余松琳旅陣地，擊退敵李抱冰部318團增援部隊，進占五里溝、干溝一帶，掩護紅4軍主力東出天全。11月中旬，32軍交防紅5軍（原紅5軍團）所派部隊后集結天全，完成了戰役計劃第一階段的掩護任務。
與左，中，右三個縱隊南出雅州同時，左，右兩個支隊也采取了積極配合行動。左支隊由33軍擔任，鞏固馬壙、兩河口陣地，并向雜谷腦、理番威脅，確保剛建立的金川革命根據地東部安全。右支隊由5軍擔任，在丹巴接替4軍防務后，立即派部隊向毛牛方向出擊，多次與李抱冰部313團激戰于毛牛、奎庸、臺站等地，襲擊康定、丹巴之間大炮山守敵陣地。當地土頭武裝協防泰寧的康定區民團聞風喪膽，紛紛將各要隘放棄。11月20日以后，5軍曾多次派部隊進入泰寧及康定縣的孔玉、魚通地區游擊，并派部隊到瀘定接防紅32軍五里溝陣地，協助金川流域格勒得沙共和國平息境域內的土司叛亂，確保了主力了紅軍后方及革命根據地安全。
然而，天蘆名雅邛大戰役在歷時18個晝夜的激戰后，雖殲敵一萬五千余人，仍未能沖破敵軍封鎖，且自損近一萬余人，反而使自身處于被動地位，元氣大傷。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開始懷疑張國燾的“南下方針”，此時又接到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嚴厲批評后，在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勸說下，張國燾接受了193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秘書處名義電告紅四方面軍的瓦窯堡會議精神，決定揮師康北，積極作好會合紅二、六軍團共同北上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