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曉原
正是我們所有人營造的社會氛圍，把孩子變成了家里最忙碌的人。
近段時間，BBC的紀錄片《我們的孩子夠強嗎？》引起了中英兩國民眾對教育的廣泛討論，相互之間各有所得。幾天前，連習近平主席也專門談論起這奇妙的“化學反應”：英國民眾認識到嚴師出高徒的積極效果，中國民眾認識到張弛有度在子女成長中的重要作用。習近平主席還特別加了一句：中國孩子玩得太少了，要讓他們多玩一玩。
是啊，玩，本來就是孩子的天性，是生物進化的禮物。人類學家梅爾文·康納指出，玩耗費大量能量，經常陷人于危險之地，似乎也沒有任何明顯的重點、目的或功能，但智商最高的動物——包括靈長類、大象以及頭型巨大的鳥類卻都是最愛玩的。人類能成為萬物之靈，跟樂于參與跟生存無關的玩大有關系。玩讓孩子學會了如何解決爭端，明白了制定和打破規則，了解到危險往往與新奇同在，認識到人生有時就是不公平的。
玩，本來并不是個問題，幾乎不要成本，只需要空地上的一幫孩子。現在的成年人，小時候誰把玩當成個事兒了？廣袤的鄉村里，爬樹掏鳥蛋、下河摸泥鰍都是尋常事，田里地里有啥吃啥、有啥玩啥；新興的城鎮中，工地沙堆上能挖陷阱，冬儲菜幫子能做武器，直到吃飯時間，家長們才會集體扯著嗓子喊回家。
而現在，玩卻成了大問題。孩子一放學，各上各的車，各回各的家，一頭扎進房間開始學習，沒有兄弟姐妹打打鬧鬧，跟家長也說不上多少話，甚至睡前能見到忙碌的爸爸已經不錯了；城中空地幾乎消失了，連擁擠的大雜院和胡同，也被緊閉的單元樓所取代。要去親近山野，得全家人下定決心才能成行。過去的那種玩，突然成了件成本挺高的事情。
玩所面臨的危機是世界性的。美國密歇根大學的調查顯示，從1979年到1999年，孩子每周失去12個小時的自由時間，用于有組織的體育運動的時間增加了一倍，而被動的參觀式休閑娛樂時間增加了5倍。日本攝影師萩野矢慶記曾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在東京街頭拍攝兒童玩耍的照片，不得不在1996年放棄，因為充斥大街小巷的玩耍與笑聲已經消失了。
世界性的問題，有世界性的原因。工業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但隨著物質條件的進步，玩卻被過度安排、過度編程了。規模和效率，工業文明的兩大特點從工廠進入了學校，于是棒球、體操、夏令營等有組織有紀律的玩，取代了無目標無要求的玩。玩也要玩出模式、玩成建制，要有品牌引領、有服務體系支撐。某種程度上講，玩的危機，就是工業文明的“有用”語境帶來的副作用。
過分追求“有用”的用處，而忽視了“無用”的用處，是今天的成人需要反思的地方。最近一些年，我們一直把問題歸結于教育，減負喊了多年，“虎媽”“狼爸”卻越來越理直氣壯，以至于教育部日前專門給家長印發了一份《意見》，要求切實消除不問孩子興趣、盲目報班的現象，馬上引起一眾家長在網上集體訴苦。沒錯，孩子玩得少跟教育方式有關，但面對差異巨大的教育資源，面對簡歷只看“985”“211”畢業生的用人單位，有幾個家長能把時間交給“無用”的玩？
我們都應勇于承認，正是我們所有人營造的整個社會氛圍，把孩子變成了家里最忙碌的人。該讓孩子們多玩一玩了。生物學家說得好，事實比想象更離奇。有了接觸現實世界的自主時間，孩子們一定能找到興趣，形成自己的豐富品質。現在國家正在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錢可以撥，項目可以上，好的“創念”卻不好找，只有興趣，才可能帶著人們與之不期而遇。
這，難道不是玩更大的“用處”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