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5月20日《人民日報》第19 版(民主政治周刊)，刊發反映我州厲行法治、依法治州的文章《甘孜：法治呵護幸福的格桑花》，本報全文轉載，以饗讀者。
■ 徐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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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四川省面積近1/3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近年來厲行法治、依法治州，把各方面工作納入法治軌道，探索出一條民族團結、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新路徑。
5月，川西高原璀璨的季節，格桑花如約來到草原，為人們帶來美好的時光。
在康定的情歌廣場上，江巴達吉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跳起歡樂的鍋莊；遠在200多公里外的道孚縣前進一村黨支部書記春蓮，正為村民布置婚禮殿堂；爐霍縣司法局干部擁青青初第一次走上講堂，為孩子們宣講生活中的法律；瀘定縣團結村的村主任周祖祥把村民大會討論修改的村規民約貼在墻上……
大美甘孜，團結、幸福、和諧就像格桑花，布滿整個草原。
法治是解決社會復雜矛盾的良方
時光倒轉到3年前。2012年1月23日，農歷大年正月初一，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爐霍縣，發生一起嚴重的打砸搶暴力事件，震驚國內外。
“一時的平暴治亂容易，如何實現藏區長治久安才是擺在黨委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事件發生后，甘孜州委書記胡昌升走遍甘孜州325個鄉鎮。他發現，鄉村干部作用發揮差、基層穩定隱患多、農牧民群眾民生改善難，是鄉村基層治理的疑難雜癥，其中，群眾法治意識淡薄、依法管寺乏力尤其突出。
“大量案件由民間調解解決，司法機關難以介入，可一些調解內容明顯違法，比如賠償土地、將當事人驅逐出所居住的鄉村等。甚至一些刑事案件，也不走司法程序。”甘孜州中級人民法院辦公室副主任倪虎說。
“因邊界地區草場、林權、蟲草資源等糾紛引起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強攬工程、強行務工、強買強賣等違法行為經常出現。”甘孜州委政法委副書記董鄧康說。
“當時，甘孜州的大貨車幾乎都沒有掛牌照，強行上路，總數達2.79萬輛，這在全省都出了名。”甘孜州公安局常務副局長王建介紹，“在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時，漫天要價的現象特別嚴重，有的村民糾集親戚朋友上百人前來討價還價。”
“復雜矛盾的交織，使我們越來越感到，長效推進發展、民生、穩定，必須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面臨的各種問題，必須堅持用法治來保駕護航。”胡昌升說。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四川省啟動了依法治省工作，甘孜州提出了法治甘孜建設目標，在州縣兩級成立了領導機構和工作機構。一場轟轟烈烈的法治建設在川西高原展開。
以前遇事纏政府，現在遇事找法律
“建設法治甘孜，關鍵是要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識、法治觀念熔鑄到人們頭腦中，體現于人們日常行為中。”甘孜依法治州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夏永智說，2014年，甘孜加大普法宣傳力度，著力推動全民法治意識普遍提高。
“普法工作搞了近30年，為什么群眾法治意識還很欠缺？因為普法形式單一、內容抽象。”甘孜州司法局副局長扎西彭措說，“如果這一輪普法還是擺擺展臺、發發材料，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為了使法律知識真正深入人心，全州各地結合實際創新普法形式。“閑雜瑣事不結伙，大小事務都依法。滋事上訪不參與，遇事靠法來斷它。宗教政策規章好，愛國愛教愛大家……”道孚縣漢藏雙語法治宣講隊員的“脫口秀”幽默風趣，把愛國守法感恩團結的理念送進千家萬戶。
“我們開設了法治培訓班，對曾有過偷牛盜馬、聚眾賭博、放高利貸等違法犯罪行為的人員開展法治教育。”道孚縣委書記蒲永峰說。
“在州委常委會和州政府常務會前，與會同志堅持用半小時統一學習法律。”甘孜州政府法制辦副主任胥曉莉說。
普法的對象，決定了普法的形式和內容。對寺廟的僧尼而言，要打動他們，首先要了解他們。
“法律是僧尼的第一戒律。佛教歷來重視教育信徒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佛陀特別教導佛家弟子‘不漏國稅，不犯國制’。宗喀巴大師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中強調‘殺人及自殺者同犯殺生罪’……”2014年以來，胡昌升多次到寺廟講“法”，當然，這個“法”，是用“佛法”闡釋國家法律法規。情理法并舉，情到了，理和法就更容易到了。
“如果觸犯了國家的法律法規，不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還要背負佛教的戒罪。”壽靈寺格西莫巴澤仁聽了州委書記講法后說。
每一起案件都是一部活生生的普法教材。為了使牧區群眾從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自覺選擇走法律途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甘孜法院用流動審判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識、傳播法治理念。
“一個國徽、4條凳子，組成了草原上的法庭。每一次開庭，都有許多牧民圍攏過來旁聽，漸漸的，牧民眼中流露的不再是好奇，而是信任。”倪虎說。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群眾法治意識普遍提高，遇事找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觀念不斷增強。
“以前，村民參加非法集資，錢收不回來，就聚集在政府門口，纏著政府解決。如今再遇到這種情況，村民都是派代表到成都請律師。”道孚縣八美鎮鎮長索郎多吉說。
剛柔并濟，迎來基層社會的法治良序
鄉村是基層，也是基礎。鄉村實現法治良序，社會才能實現長治久安。
2012年以來，甘孜州結合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提出“群眾工作全覆蓋”，全州5.39萬名公職人員，與21.31萬名農牧民群眾“結對認親”，登門走訪770多萬人次，在幫助群眾解決困難問題和化解矛盾糾紛的同時，宣講法律知識、黨的方針和國家政策。
夏永智結對認親的“親戚”手術前與醫生發生沖突，鬧得很大，他趕到醫院了解情況。原來，說好的手術時間被推遲了，“親戚”認為是醫院故意訛錢。其實是病人血紅蛋白指標不合格，得先輸血。經過夏永智的一番講解，誤會和矛盾化解了。出院時，夏永智還給“親戚”介紹醫保政策，幫助他報銷醫藥費。
在夏永智看來，與“親戚”建立的良好信任關系，既是群眾工作的基礎，也是成效。
群眾在基層，大量的事務應該實現自我管理。如何讓基層群眾自治有章可循？甘孜民政部門指導各村制定了自己的村規民約。
“我們在村民大會上討論的規章，大家定的規矩，大家都要遵守。”爐霍縣蝦拉沱村支部書記吳福壽說，“比如我們村對厲行節約規定得很細，紅白喜事，一桌不得超過12個菜。”
網格化管理，是近年來鄉村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記者在道孚縣雀兒村、瀘定縣杵坭村看到，網格員把采集到的信息上報，再逐級處理，許多民生訴求及時得到響應，許多不穩定因素及時得到排解。
寺廟是鄉村治理的重點和難點，甘孜州人大常委會行使地方立法權，制定了藏傳佛教事務條例。“唯有情理法并舉，才能確保寺廟服務管理有力有效。”州人大副秘書長付林說。
在壽靈寺，新型寺管會制定完善了宗教事務、財務、人員管理等各項規章制度，每一項規章制度都在僧尼中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和意見征集。“沒有法外之人、法外之寺，寺廟管理應該實現法治化、制度化、規范化。”寺管會辦公室主任扎巴說。
法治建設，有柔的一面，也有硬的一面。針對水電開發、交通建設、建筑運輸等領域的違法犯罪活動和涉黑涉惡、盜竊搶劫、敲詐勒索等刑事犯罪，甘孜政法機關敢于亮劍，開展鄉村專案攻堅。
“公安機關發出通告要求大貨車限期上牌照，否則依法嚴懲，同時減免車主因多年來未上牌照而欠下的滯納金。經過整治，長期困擾人們的大貨車不掛車牌問題在2個月內解決了。”胡昌升說。
“‘治藏必先安康。’甘孜用短短3年時間實現了華麗轉身，靠的是法治；實現藏區長治久安，最終也要靠法治。”四川省依法治省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天宗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