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0年12月04日
◎扎西次仁
凡是到康定來旅游觀光的游客，總愛提這樣一個共同的問題：“康定四十八家鍋莊的‘鍋莊’與藏族鍋莊舞蹈的‘鍋莊’有什么區別？如果詞義不同，為什么都用‘鍋莊’這一相同的詞匯？”作答者大都語焉不詳。為此，筆者試圖對“鍋莊”詞義作一辨析，不妥之處萬望方家不吝指正。
康巴古為古羌之地，繁衍生息在這方水土的諸游牧人居無定處，逐水草而徙。他們常以三塊石頭做支鍋樁埋鍋造食，這種習俗至今在康巴游牧族群中仍沿習。隨著社會進步，居住在康區河谷地帶的居民逐步進入半農半牧的生產狀態，他們開始造屋修房，但是游牧人使用三塊石頭做支鍋樁埋鍋造食的習俗，在他們身上并沒有改變，只不過他們將在曠野、帳篷里用的三鍋樁搬進灶房，在火塘里架設三鍋狀而已。而且，隨著社會進步，生產發展，有條件的家庭開始使用特制的石、鐵、銅質的三足架做三鍋樁了。貧苦家庭仍繼續使用三塊石頭做三鍋樁。清人曰：“西康人煮食時，恒以長拄形石頭三個埋于土中，如栽樁三根形成三角形，上面置以鍋爐，鍋樁就形成了。”《羌族史》風俗習慣篇也載：“羌族的住屋中心為‘鍋樁’，即火塘上置一鐵或銅、石質的三足架（羌語稱‘稀米’），用以炊爨。火種萬年不熄，有‘萬年火’之稱。鍋莊的上方供奉祖先的神位，平時全家聚會，飲食，接待客人，歌舞以及祭祀祖先等都在鍋莊的旁邊進行。”我國西南氐羌系的各少數民族也都保留了這一相同的習俗。
清代，漢族文人學士將西南地區使用鍋樁的山地少數民族居民通稱為“鍋樁戶”，在漢文典籍資料中則又約定成俗的書寫成“鍋莊戶”，用“莊”字代替“樁”字。其“鍋莊戶”就是“莊戶人家”的意思。至今，康東地區仍沿習這種叫法。
康定鍋莊從早期單純的農作型的鍋莊戶發展到現代意義上的與商貿活動緊密相連的客棧型鍋莊，其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無論其表現形態抑或是其文化內涵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有關康定鍋莊，漢藏文史資料中難覓其蹤跡，但從其一些零星的文史資料和民間口碑資料中，我們仍能考證出其演變的過程。
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太祖敕封明正土司為“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于是明正土司在原駐牧之地置土目管理鍋莊戶，建立了自己的基層政權組織。《打箭爐廳志略》中就有這樣一段記載：“明正土司丹增扎克巴，率舊附十三家鍋莊投誠……” 查這段史實，證明早在清康熙五年前，明正土司屬下已有十三家鍋莊了。當然，這絕不是指只有十三戶鍋莊戶，而是指統領鍋莊戶的十三家鍋莊主，也就是十三家土頭。這從《雅州府志》中的這樣一段記載可以得到印證。“明正土司，所轄十三家鍋莊，頭人十三名，共四百六十五戶”，這段記載告訴我們二點信息，即“鍋莊”是康東明正土司的一種政權組織形式；“鍋莊”亦是統領鍋莊戶頭目的代稱。這種政權組織形式發展到清乾隆年間，就與漢藏茶馬互市及康定的特殊地位發生了緊密的關系。
“茶馬互市”起源于唐代的“以馬易茶”。唐代國勢強盛，疆域遼闊，西北、西南少數民族向唐王朝進貢時，唐王以茶行賞，或 “以馬易茶”，這就是后來茶馬互市的開始。宋元以來中央王朝一直用茶換取少數民族的馬匹，以茶易馬逐漸形成制度。宋末明初，茶馬互市的中心逐漸從北路轉向南路。明正土司此時移駐打箭爐，這些土目跟隨土司也到了打箭爐。他們既是明正土司的侍貢，聽候土司的差遣，為土司服役；又是土司的全權代表，負責管理民政和宗教等一切事務。具有這種特殊身份的土目，既是當地鍋莊戶中的富裕人家，又是明正土司的代理人，當地藏人于是管他們叫“古曹”，漢語即“代表”的意思。“鍋莊”的發音與“古曹”的發音相近，且漢語“鍋莊”包含有鍋莊戶及土頭鍋莊主的雙重涵義，于是，當時的漢人就用漢語“鍋莊” 來為藏語“古曹”一詞注音。
又據《康定縣圖志》記載“（土司）其子堅參德昌自木雅移此（康定）建壘營寨，置土目于此，所差侍貢，名曰鍋莊。”我想這一記載與上述記載是相吻合的。康定民間傳說，康定最早只有瓦斯碉、大院壩、鐵門坎及木家鍋莊四家鍋莊，這四家鍋莊是明正土司的家臣，土司家的諸多事務均由這四家辦理。甘孜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康定鍋莊傳聞錄”所載幾家鍋莊主后人的回憶，亦可印證我的考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