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9年01月25日
◎益邛
從文化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所謂的“文化叢”是在一定的時間、空間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組功能上相互整合的文化特質叢體。一種文化特質產生許多相近的文化特質。一種文化群體包括了許多單位，這便是文化特質，其并非簡單的一件事物，它必須有許多附帶的東西合成為一個文化叢。
《格薩爾》史詩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文化叢體。首先它是由藝人說唱、民間流傳、口耳相承的形式，植根于民間的一種民間文學形態。之后，一些僧人把藝人說唱記錄、整理成書稿，出現了各種版本的《格薩爾》文本。與此同時，一些宗教界人士以“掘藏”的方式，著有多種《格薩爾》史詩、“格薩爾祈禱辭”、“格薩爾煨桑頌辭”、“格薩爾修供儀軌”。
《格薩爾》史詩并非一開始就擁有種類繁多的版本，而是在傳承中創造，在創造中傳承，逐漸發展起來的。在發展的過程中附帶出格薩爾唐卡、石刻、木刻、說唱帽、煨桑、龍達、面具、舞蹈、藏戲等多種文化特質。一些文化特質由于受區域文化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區域文化特色。不同的作者對同一的表現對象有其不同的解讀和藝術風格。這是因為作者所處的地理環境、生活經驗、視覺經驗的差異性所釀制而成的一種審美情趣和藝術風格。
如何從上述視角去解析川博格薩爾系列唐卡出自何時何地？作者又是何許人也？今天雖然無法說清這連串應該說清的問題，但從該博物院的介紹，唐卡畫面圖式的分析中，給我們提供了一些作進一步研究的依據。
首先，筆者同樣認為系列唐卡出自康巴地區，對此也許沒有更多的異議，那么其作者也應該是康巴人。他的故里為今天甘孜州的北路一帶。因為舊時的康巴這一地域概念，其范圍十分寬廣，包括今天的甘孜州、西藏昌都地區、云南迪慶、四川木里、青海玉樹州、嘉絨部分地區、西藏那曲地區的比如縣、索縣等地區。其中昌都地區、玉樹州、甘孜州北路各縣為康巴地區格薩爾史詩流傳最廣泛的地方，格薩爾文物最集中的地區。這些地區的部分寺院高僧特別崇拜格薩爾。
其實《格薩爾》史詩濫觴于三江上游，流傳于整個藏區和其它地區，這一帶的格薩爾文化底蘊深厚，表現在說唱藝人多、史詩版本多，有關格薩爾遺跡傳說多，也是舊時格薩爾造型藝術最多的地區。格薩爾系列唐卡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問世，是順理成章的。其系列唐卡中多處流露出作者所處的地理環境、區域文化特色，濡染了個體的情感意向、藝術情趣和生活經驗。
其具體表現在畫面中即為：呈現的諸多建筑物中的部分宮殿與傳統唐卡中的造型沒有兩樣。然而，部分王宮具有康巴民居特色，其特征是兩層或三層平頂樓房。因嶺國將士們身份等級的不同，一些樓頂上加有亭閣式的金頂，其它房頂上為長方體通風口。頂層四分之一的面積為露天陽臺。墻體兩側為白色，其它為淡紅色、紅屋檐。屋門外圍有院子，院內養馬，房屋四周為樹木。
該系列唐卡中繪有黑白兩種帳篷。霍嶺大戰場景中還呈現了方型帳篷兵營。其中小白帳篷為典型的康巴農區帳篷。直到今天，康巴農村的帳篷形狀與唐卡中所繪的的一模一樣。系列唐卡中所表現的每個故事情節都有配文題記，其中一些文字中出現 錯別字和隱體字，其字體為藏文“吾堅”體。這種字為藏文書法中的印刷體，而隱體字不使用于這種體。這也許是作者為了節省有限的空間。在藏文中，方言是易出現錯別字的原因之一。系列唐卡中的部分錯字明顯帶有康巴方言讀音，如“丹瑪大將”在康巴方言中讀音為“典瑪”，顯然這與作者的生長環境有密切的聯系。
如今難以判斷系列唐卡的作者為何人，其創作具體年代。但它與其它格薩爾舊唐卡的比較分析中。可以看出系列唐卡與康巴地區發現的格薩爾早期唐卡所具有的創作意象的共性特征。從中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線索。清康熙年間，在康巴霍爾章谷地區（令甘孜州爐霍縣）出現了一位技藝高超、遐邇聞名的畫師，名叫郎卡杰。他的畫作個性鮮明，筆觸細巧，被 譽為“神筆畫師”。一幅幅巧奪天工、卓而不群的唐卡作品，使他成為名垂青史的一代畫壇泰斗。時至今日，一些寺院和家庭還藏有他的作品，均為彌足珍貴的文物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