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5月25日
◎鄧明前專欄
過去，深居大山溝谷瀘定鄉間農戶，他們“背太陽過山”，辛勤勞作到中年，最大的心愿是建一向（俚語，指幢）屬于自己的穿斗號四列三間，上大梁的大瓦房。這種柱子與柱子之間用榫卯相連接，形成一個整體框架，榫卯結構本身有一定空間和韌性，前后左右，上下一旦擺動不會輕易脫開，排列前后左右對稱平衡，所以能有效抗狂風地震。
房屋后山及左右側砌上石墻封住房屋三面，冬暖夏涼，殺年豬便于風干臘肉，更是安居樂業，勤勞富有的象征。有人計算過，修一向穿斗房屋，要用150件大小立柱、穿方，累計15方左右木料。雖說就地上山取材，“一木出林，萬木遭殃”，看是造價低廉的傳統建房模式，卻被歷史證明不利生態保護，威脅自然環境安全。
1998年國家下達禁伐令，實施“天保工程”后，瀘定城鄉建房改用水泥、鋼筋、碎石現澆柱梁屋面。用塑鋼玻璃取代木材裝修裝飾門窗。穿斗傳統上梁的建筑在鄉間漸行漸遠，被現代建筑材料淘汰。今年農歷三月十六日，瀘定縣興隆鎮銀廠溝郭姓人家，用禁伐前儲備的圓木方料，建穿斗新房。請家居龍巴鋪后山64歲的徐正榮木工師傅掌墨上梁。上梁那天，如“一石擊起千層浪”四鄰親朋好友，附近村民二三百人，早早趕到郭家趕禮道賀，幫忙上梁，搶梁包喜果。沖著一場還原傳統上梁祀福儀式，鄉親們來看熱鬧。
當我認識給郭家建房上梁的郭師傅，虛心向他探討上梁的歷史和程序，他坦承他說，上梁的歷史久遠，瀘定鄉間建房傳統上梁祀福始于何年何地何人？誰也無法考證清楚。建房上梁是漢民族先輩遺傳下來的一種風俗和建 房人的一種精神寄托。在我們農村，俗話說：“房頂有梁，家中陳糧，房頂無梁，人財難旺”。
這一語道破：建房上梁在農耕社會具有的歷史和現實意義。聽前輩人講，明朝中后期，瀘定鄉間穿斗房屋有了零星分布。到了清代和民國年代建房達到高峰。史料記載，明清兩代“山高皇地遠”的瀘定大渡河流域，同樣受到當時統治者的“湖廣填四川”新政的影響。地廣人稀的巴蜀大地遷徒來南北數省，多達七次三位數的移民。其中有少數移民“一路向西”，“過山”（指大小相嶺，二郎山、五里溝的馬鞍山）來到高山深谷的大渡河畔——今天瀘定段。
他們中有些人看中了這里宜居陽光、坪臺肥土、又遠離戰亂、瘟疫的人居環境。在取得“地頭蛇”——土司或“保長”、“頭人”授予居住權后，他們上山伐木，就地取材，一展熟練建穿斗傳統上梁民居、宅院、亭樓技藝。而今，在瀘定橋東橋亭房架上，一根抒寫“風調雨順，國泰民安”300多年古舊梁木，就是奸時建房上梁儀式的歷史見證。到了清代中期，在化林、鹽水溪、龍巴鋪、冷磧、挖角、大壩、瀘定橋河東河西、咱里、烹壩、回馬坪等沿茶巴古道一線，建房傳統上梁，陳色有新有舊，漢族聚居街巷、商鋪、客棧、宅院，在漫長歷史長河中，打上歷史烙印。
有些古建筑被幸運地保留下來，如化林古城中，被稱之“西陲邊府”的四品副將杜汝琨府衙；紅軍長征過化林，毛澤東同志住過“新康合作社化林客棧”遺址；朱德總司令在瀘定后山住過的“公館”；紅軍臨時設的糧庫龍巴鋪“三圣宮”。
中共中央機關，中央軍委機關、以及及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路過冷磧龍巴鋪，在臨街財主大院小歇。 1935年11月底紅軍32軍進駐嵐安。嵐安山寨古舊建筑和民居被紅軍用上了大派場。有的房屋駐進了紅軍機關、戰斗單位；有的設臨時醫院；有的成了蘇維埃政權的所在地。
從清代中后期到瀘定解放二三百年間，瀘定許多上梁古舊民居、宅院、廟宇、衙門在歷史的進程中，成為統治者一保、一鄉、一縣政治、軍事、文化、商貿、醫療中心。不少廟宇變成私書學堂。如今感到很可惜的是，瀘定不少古建筑、舊民居、院落，歷經蒼桑，命運悲唉。有的被無情大火吞噬（冷磧、磨西、瀘定原建舊街巷均被火毀）；有的毀于洪水泥石流；有的在建新拆舊中消失。如紅軍長征過瀘定，中共中央在瀘定“城皇廟”召開“瀘定橋會議”舊址；沈村余土司冷磧周土司衙門；下田壩紅一軍團軍團部住址，電臺機房舊址——華家大院；紅軍傷病員遮風避雨，臨時得到救治的杵壩村“龍王廟”、冷磧“三星宮”、“川主寺”；以及三、五、九軍團將士住過瀘定城的“圣宇廟”、陜西、湖廣（舊時湖北湖南統稱）江西、甘肅、四川籍商會會館、戲臺均在“拆舊建新”中被撤掉。好在，在“縣志”、“村史”、“家譜”文字中，人們記載下被拆除舊 建筑的名字。雖然有不少傳統上梁的古舊建筑消失了半個多世紀，歷史給這些建筑打下紅色記憶，激勵著無數后人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