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秋登子：
現任國家二級教授、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名譽院長。
由他編寫翻譯，合作主持完成的25種書正式出版，其中他的專著《藏族傳統美術概論》獲全國優秀圖書一等獎；
曾擔任《中國藏傳佛教歷史與現狀研究》等兩項國家課題、《德格印經院藏版細目》等兩項國家級出版計劃等四項重要課題的主編；
他擔任顧問、編委副主任和部分作者完成的《中國藏族文化藝術彩繪大觀》納入《大世界吉尼斯之最》，其90萬字的《彩繪大觀圖說明鏡》獲中國民族圖書二等獎；
由他擔任第一作者的《德格印經院藏傳木刻畫集》獲國家圖書獎；
獨撰完成的《藏族美術對其他民族美術的影響》一文，獲美國名人書局頒發的國際名人名作證書；
曾應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洛杉磯藝術博物館、荷蘭萊頓大學、德國波恩大學、柏林大學等的邀請參加國際學術會或講學，將應邀去日本亞洲藝術研究所、英國牛津大學等地講學；
獲四川省委省政府頒發的《四川省首屆創新人才獎》大獎……
一
■本網記者 唐闖
根秋登子65歲，連續兩次延遲退休，在西南民族大學400多名教授中，這種情況并不多見。
2014年的最后一天，記者走進西南民族大學，采訪根秋登子教授。采訪一開始，記者手中的筆有些跟不上根秋登子教授的語速，記者不得不數度停下來，請求根秋登子教授多次復述。
自2006年進入西南民大任教以來，根秋登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忙碌。從本科生教學到研究生與博士生的指導，根秋登子在大學校園里完成了教學“一條龍”的壯舉。據記者了解，在西南民族大學，甚至在中國的大學校園，這種情況也不多見。
除了帶本科至博士階段的學生，根秋登子應國內外一些高校的邀請前去舉辦各種大型講座。西北民族大學、西藏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外蒙古綜合大學、日本亞洲文化研究所、日本藏文化研究中心都留下了根秋登子奔忙的足跡。
今年，中央電視臺、青海電視臺、西藏電視臺、熱貢電視臺等多家電視臺邀請根秋登子錄制了10多期節目，通過這些節目，根秋登子以電視訪談、電視講座等方式向更多人講述藏族傳統手工藝的歷史和內涵。
此前，北京超星圖書館中外名師講壇欄目錄制了根秋登子關于藏族手工藝美術方面的講座9集；應康巴衛視邀請，根秋登子已陸續完成50多期同類節目錄制工作。
除了完成校內教學、科研工作，根秋登子還承擔了重大校外學術課題項目。作為《藏文大辭典》編委，根秋登子為辭典中的民族藝術詞匯把關，該項目由北京民族出版社負責，共投資1060萬。四川民族出版社課題項目《藏族美術集成》共100冊，根秋登子獨立完成其中兩冊。此外，根秋登子還承擔著《蓮花生大師全傳》1266幅唐卡畫的校本及草稿的差別、驗收工作。
2014年，根秋登子又著手負責西南民族大學博物館7個館的設計工作。無論學術活動，還是其它社會事務，根秋登子可謂忙得“團團轉”，根秋登子說：“問題不大，身體還吃得消。”
根秋登子住在西南民大位于成都一環路西段的老校區，經過這個校區的一扇后門，可直達武侯祠橫街，這是一條熱鬧的街，來自藏區的不少人在這里開店，專門經營手工藝產品的買賣。由于頻繁出現在康巴衛視，在這條街上，根秋登子曾被人誤以為是康巴衛視的工作人員。
忙碌的街道、忙碌的商人們對同樣的忙得不可開交的根秋登子有些“不求甚解”。對此，根秋登子也有些哭笑不得，在傳媒發達、信息鋪天蓋地的世界里，這樣的“誤解”卻似乎難以避免。
二
“誤解”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
一次，在北京雍和宮，根秋登子聽到講解員向現場的參觀者講解藏傳佛教：“由于高原生活環境惡劣，所以產生了藏傳佛教。”聽聞此言，根秋登子與講解員理論起來，根秋登子試圖告訴這位講解員，不能如此簡單粗暴地講解藏傳佛教。
爭論毫無結果，根秋登子卻開始清醒：“這不是講解員的責任，是我們這些做學問的人的責任，我們沒有站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藏文化。”在根秋登子的學生中，漢族、蒙古族以及其它民族的學生是大多數。
根秋登子說，除了媒體，大學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傳播文化的平臺。根秋登子告訴記者，現在，西南民族大學招收的學生基本涵蓋了56個少數民族。根秋登子認為，這有利于不同民族的學生了解多樣的文化，藏文化自然也在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傳播和理解。
然而，在很多年前，根秋登子卻沒有這樣的榮幸，正大光明聆聽某位老師的諄諄教導，他根本沒有公開的機會與別人進行類似的“文化交流”。
1966年，長達十年、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這場由文化領域發端的“大革命”，對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尤其嚴重，影響極為深遠。很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學校停課，文化園地荒蕪，許多科研機構被撤銷。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于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這個通知發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
1968年，初中畢業，根秋登子帶著不多的初中文化，回到新龍縣的老家樂安鄉，以社員身份參加勞動，給生產隊記公分。在不多的閑暇時間里，自幼喜歡畫唐卡的根秋登子偷偷跟隨舅舅學畫唐卡和精藝雕工。為了避免被人發現，根秋登子常常躲在家里最隱蔽的房間揣摩唐卡畫。
一日，房門突然被撞開，根秋登子慌亂中回頭，來人是樂安鄉鄉長，鄉長一陣罵罵咧咧，怒氣沖沖離開。根秋登子擔心出事，冷汗澆透全身。此后，恐懼感整整持續了一個星期，盡管最終，這件事無疾而終，但根秋登子卻對此事始終難以釋懷。面對記者，談及此事，根秋登子說一切宛如就在昨日。
或許這份經歷能解釋，根秋登子如今在教學、學術研究以及社會事務方面的種種用心。1969年，根秋登子成為村里的民辦教師，并被安排到縣里接受為期四個月的教師培訓，由于成績優異，遂進入康師校初師班繼續讀書。
在康師校，根秋登子遇到了蔣光年。蔣光年喜歡畫畫，文革前從內地來到康定教書，工作之余，收集了不少藏族繪畫方面的資料，并準備對藏區的唐卡藝術進行研究，但文革爆發，作為精神上的“毒花”、“毒草”，這些資料遂在火光中化為灰燼。
根秋登子學過唐卡畫，且有家學淵源，在當時談文化藝術色變的環境中，在眾多的學生中，根秋登子可謂突出。基于對藏文化和唐卡藝術的一份關心，蔣光年對根秋登子很是愛護，學習上給予指導，尤其是在繪畫方面。
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亂場面已漸漸平息。而關于恢復大學招生的議論，也成為當時社會日益關注的焦點。在集中各大學意見的基礎上，中央形成了恢復辦大學的思路。這個思路就是：恢復開辦的大專院校，學制要縮短，要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
從康師校畢業之際，經蔣光年推薦，根秋登子得到了報考中央民族學院的機會，并在蔣光年指導下開始復習，并順利考入中央民族學院系統學習美術史和美術理論。
報考中央民族學院，根秋登子仍然遭到了誤解。
同年從康師畢業的同班同學陸續分配到各縣，走上工作崗位，他們不解：“馬上就要拿工資了，為啥子還要去讀書，劃不來。”而根秋登子的父母則希望，根秋登子能回到老家。
根秋登子說，那時，他只想走出去，繼續讀書。那一年，中央民族學院撥通了新龍縣樂安鄉鄉政府的電話，經過一番嚴格的政治審查，焦急等待中的根秋登子終于等來了期盼已久的錄取通知書。
三
1975年，根秋登子從中央民族學院畢業。一年后，中央粉碎“四人幫”，文革宣告結束，整個國家百廢待新，教育被率先提上國家戰略發展的議程。
是年，巴塘師范校、甘孜師范校相繼成立，根秋登子被分配至巴塘師范校，教授美術課。3年后，根秋登子被調往甘孜州文化教育局，負責藏文教材插圖的繪制工作。又3年，即1982年，根秋登子調入于1981年新成立的四川省藏校，校址在德格縣竹慶鄉。
據1992年的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和半文盲達二億三千多萬，占全國總人口數的近四分之一。彼時，全國尚且如此，整個甘孜州也難逃文化教育青黃不接的命運。正是基于此種現實，在文化傳承的關鍵時刻，四川省藏校宣告成立。
當時，四川省藏校雖然成立，物資、師資都極度匱乏。由于路途遙遠，許多新鮮蔬菜從成都運到竹慶，早已變成了爛菜葉；竹慶土質不佳，教室的泥墻時常滲進雨水；出于種種原因，不少通曉藏文化的高僧大德不愿意走進學校授課，而此時，一些名動藏區的高僧大德已近人生暮年，如不及時“搶救”，培養傳人，千年一脈的文化恐就此斷流。
師資如此，生源也難盡人意。不少學生未上過學校，年齡、水平參差不齊，加之傳統的藏文化在學科設置方面與現代學校頗有差別，這也導致正常教學難以按照一般學校的通行標準開展。
站在承前啟后的重要關頭，四川民族研究所副所長、藏漢大辭典研究專家土登尼瑪四處奔走，出面邀請高僧大德入校任教；時任四川省民委主任的扎西次仁則以民委的名義負責學校辦學經費；作為分管教學的副校長，根秋登子嚴格按照現代的教學理念，重新分設各個專業，設置課程。
根秋登子說，當時，想了一些辦法，直接在學生中任命輔導員，負責管理，也負責學業上幫助后進同學。在得知藏區著名的唐卡畫師唐拉澤旺已80高齡，根秋登子和學校商議后，遂決定不拘泥于形式，當即安排學生前往德格縣巴邦寺拜師學藝，12名學生就此離開竹慶，在八邦寺修習三年。
今天，當年的不少學生早已成業成名，在藏文化的各個領域獨領風騷，但談及竹慶的求學經歷，無比感念感慨。如今，在藏文書法領域獨樹一幟的嘎松多吉曾告訴記者，沒有當年老師們的嚴格要求，沒有省藏校刻苦讀書的氛圍，自己難以鞏固書法方面的根基，并加以提高。
而對根秋登子而言，他于當年的省藏校，當年的省藏校于整個藏文化的傳承，這其中的關系實難以三言兩語總結。對此，根秋登子說：“歷史上，在竹慶地區，曾有一所著名的學校，為整個藏區培養了不少學者和人才，所以，上個世紀80年代，重新開辦一所藏文學校的時候，選擇了竹慶。”
盡管以副校長的身份執掌一所學校，是“組織上的安排”，但根秋登子卻由此走向了文化傳承的人生之路，他的人生從此進入了一個屬于田野調查和學術研究的18年。
四
1988年，根秋登子從四川省藏校調入甘孜州編譯局任業務副局長。最初，編譯局的主要任務是負責將州內各種文件、條例譯為藏文。根秋登子到任后，逐漸著手推動成立圖書館和藏學研究所。
根秋登子回憶：“當時，很多大寺有志，小寺無志，有些喇嘛甚至不知道自己屬于什么教派。”宗教文化之脈的傳承面臨凋零之勢，需要及時搶救。
在州委、州政府重視下，在根秋登子和一干同仁的奔走下，州編譯局給寺院發出動員書，但寺院范圍內能從事此項工作的人寥寥可數。于是，單位、學校里的文化人開始參與這項搶救性的記錄工作。
在根秋登子的邀請下，麥波、澤仁尼美、曲尼、仁丹，一大批有志于文化傳承的人聚集起來，自帶糌粑和酥油，走進大小寺院，記錄整理，此后參與人員幾度變更、增加。記錄整理工作從1993開始，于2001年完成，作為內部資料出版。至此，州內580座大小寺院均有志可查，有史可據，有源可溯。
對于此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化搶救、整理工作，根秋登子總結說：“準確性談不上，只可以看作是搶救性的工作。”在根秋登子主持州編譯局業務工作期間，針對德格印經院印版年代早，不夠清晰的狀況，一項收藏、重新整理德格印經院經板的工作也悄然鋪開。后來，作為這項工作的成果，《德格印經院藏傳佛教印版集》出版發行，并獲得國家圖書獎。
1994年，根秋登子的專著《藏族傳統美術概論》出版，在我國藏學研究領域最高獎珠峰獎的評選中獲得二等獎。這是根秋登子思謀已久的一部書。早年，根秋登子就讀中央民族學院，接觸到了西方的美術理論，并在研習中國傳統美術理論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在藏族歷史上，尚缺乏完整、系統的美術理論。
“如果能將藏族傳統、零散的美術理論凝結為一個體系，要比畫畫的價值大。”由此，根秋登子認定了做學術的路。《藏族傳統美術概論》完成的同時，另一條路豁然就在眼前，根秋登子發現，藏族傳統手工藝研究還是一片空白。而藏族手工藝藝術在民間，在高原的村村寨寨，為了填補這片空白，根秋登子走上了田野調查之路。
與此同時，康巴藏區名噪一時的多個民間學術及文化協會陸續成立，根秋登子是其中的發起人之一。據根秋登子介紹，唐拉澤旺學會開辦了20多期培訓班，保護、傳承唐卡文化和藝術；甘孜州手工藝協會開展了州內手工藝資源普查，并開展民間手工藝大師認定工作，認定手工藝傳人50人。
整個90年代，是中國極具變化的年代，經濟發展的主旋律讓不少人沉浸其中，多少人棄文經商，離開冷板凳，在商海大潮中起起起伏伏，難以自拔。對于這段背景，根秋登子一字未提，根秋登子的記憶集中在一系列文化傳承保護的事件上，他的敘述一直很平靜，提到當年整理收集時的缺失和不足處，偶爾伴隨著遺憾的表情。
2000年，根秋登子50歲，在州政協任副主席，已是副廳級待遇，在這個年齡，在如此條件下，大多數人選擇頤養天年，而根秋登子卻在沒有車，很多地方道路仍然難以通行的情況下，埋首于高原的村寨，繼續藏族傳統手工藝的考察工作。
朋友不解，家人擔憂：年歲漸高，還是算了吧。然而，時至今日，根秋登子前后5次走完整個藏區，田野調查仿佛一條求索之路。對此根秋登子說：“田野調查就是收集資料，越真實越好，時間越長，價值越高，越有生命力。”根秋登子治學的嚴謹態度源于多年學術交流的“壓力”，他告訴記者，日本、法國藏學研究比較早，研究也比較深入。
拋開學術價值和學術興趣，在根秋登子眼里，開展藏族傳統手工藝的田野調查還有著更加現實的意義。根秋登子做了如下陳述：
“手工藝品潛力很大，有文化特色的手工藝品廣受歡迎，這是現實市場需要。”“藏族傳統手工藝根在藏區民間，這是基礎，學習傳統手工藝技藝，就要學習藏文，了解藏文化；反之，人們消費這些工藝品也要了解藏文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手工藝品既能增加收入，也有著傳播文化、推廣文化的獨特價值。”
反觀自己寄情頗深的康巴高原，根秋登子說，康區民間文化藝術很豐厚，重點要放在文化的研究和如何傳承及發展上。根秋登子說，每每想到故鄉，他難以忘記自己幼時走6公里去讀書的場景，一路上，道路狹窄，河谷險峻。
藏區今日的新變化讓根秋登子頗感欣慰。
在青海，根秋登子接觸了不少藏族年輕人，他發現這些年輕人中有人通曉三四個國家的語言，他們也比較熱衷文化類話題。對此根秋登子說：“如果文化上有一大批人，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才能產生良好的效應。”
從田野走向學術，進而將兩者合二為一，根秋登子人生中的美好年華無疑屬于康藏高原，而他人生最為壯麗的暮年，也必將因為他眷戀的高原而終將顯現為一個學者、一個田野考察者對文化的熾熱情懷和嚴謹，并最終被更多的人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