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4年04月10日
◎楊瑞芳
一個秋高氣爽的午后，在老家庭院讀完了劉醒龍的長篇小說《天行者》。合上書本，一幅幅人物肖像浮現在我的眼前，仿佛故事就發生在我們身旁。我高中畢業后，擔任過鄉村民辦教師十余年，師生之間建立了濃濃的情誼，與書中的主人公深有同感。
小說以中國20世紀90年代貧乏的鄉村教育為背景，講述了以張英才為代表的一群民辦教師，在貧苦生活中無私為鄉村教育事業做出貢獻的故事，反映出鄉村民辦教師曾有過的艱難歷程。作品以細膩的筆觸、樸實的文字，感動著千千萬萬的讀者。這部長篇小說曾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和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它還曾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引起巨大社會反響。扎根云南山區教育數十載的張桂梅獲時代楷模稱號，其照亮人心的事跡一時間感動中國，劉醒龍《天行者》的主人公張英才也是類似的人物。
如今只要是30歲以上的農村識字人口和考入大中專學校跳出“農門”的人，皆有民辦教師的教育之功，經他們啟蒙培養的鄉村學子仍然在各行各業中為社會貢獻著才華。受到當時經濟發展條件和其他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民辦教師普遍面臨工作任務重、工作條件差、工資待遇低等困難；但他們憑著職業責任感和道德良心，長期堅守在農村的教學崗位上，幾乎每個人的從教經歷都有著難以掩藏的辛酸。據有關資料統計，全國民辦教師人數最多時有近500萬，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又牽連起每一個鄉村家庭(那時農村人口還是中國的主體)，而這一制度存續時間又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因此，民辦教師問題不是一個短時段的現象，也絕不僅關涉這個群體本身，而是與中國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的全國性、民族性問題。
《天行者》寫的鄉村叫界嶺，是一個大山深處的小鄉村。第一個出現的人物叫張英才，是一個高考落榜生。因為文化站的萬站長是他的舅舅，他得以走進這個最窮的鄉村，成了一名民辦教師。這個鄉村很窮，窮到孩子們四季舍不得穿鞋；這個學校很小，小到要幾個年級合并在一起上課；這里的老師很少，算上張英才一共才算5個人，還有一個癱瘓在床的……但就是這個不起眼的小地方，用了短短幾個月就攝走了張英才的魂——瘦弱的余校長一邊要照顧癱瘓在床的妻子，一邊用自己不多的收入主動擔負起照顧十幾個家遠孩子的責任；一群衣衫襤褸、光著腳板的孩子，不管天氣冷暖，每天日出時必定要滿懷敬仰地看著五星紅旗緩緩升起；吃百家飯長大、一直把學校當自己家的孫四海老師，將村里分給他的地種上茯苓，全部收入都補貼給學校和孩子們……
閱讀《天行者》一次次被感動地淚流滿面，作者通過對人物情感世界的描寫，使人物的性格形象更加豐滿。孫四海與王小蘭、余校長與藍小梅等的愛情和萬站長與明愛芬的復雜情感等，被寓寄在一曲笛聲、一雙皮鞋、一首愛情詩和一把鳳凰琴里，借助意象，小說錨定了人物行動與意義之間的聯系，不僅為形象注入了血肉和靈魂，也使主題再度得到升華。正是這大山里的每個人胸中都深藏著的、對未來的憧憬與希望。
《天行者》實際上是劉醒龍對其中篇成名作《鳳凰琴》的改寫，真實描繪了中國鄉村教育的狀況，是一曲以界嶺小學為代表的鄉村學校和鄉村知識分子的頌歌。小說中所體現出來的鄉村教育工作者的愛、恨、憂、痛，是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普遍存在的心靈軌跡，具有豐厚的時代意蘊。《天行者》不失為新時期以來的一部現實主義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