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0年06月18日
◎宋揚
對于“練攤”，我那幫踢球的兄弟，個個腦洞大開，都成了段子手。某開超市的，說要在球場邊賣礦泉水；某專業隊醫，說要在球場邊整個理療項目；某吉他教師，說要賣唱……一時，大有變足球場為大市場的語言架勢。
他們的話，純屬調侃蹭熱點。他們不知道，我在小學時，已真正練過攤兒。
我的第一攤，是租小人書。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攢下毛毛錢后，我買了一些書。我的書有限，那些書被我翻起了毛邊。看完自己的，我只能去找王老頭。王老頭在鄉供銷社飯店門口的空壩子上擺了一個書攤。一本一本小人書的封面掛在幾根長繩上，吸引著我們的眼球。封面有編號，相中了，我們到王老頭面前，給兩分錢。王老頭在幾箱書中略略翻找，很快抽出我們需要的那本。文學期刊，是不可能在小鄉鎮找到的。三五個腦袋碰在一起，我們看《高山下的花環》，看《三國演義》，看《哪吒鬧海》……
書越看越多，兜里的錢越來越少了。咋辦？我尋思，我也擺攤兒——就在家門口的村路上——那可是村民趕集的必經之路。
我總共找出十五本書。顯然，我沒有必要像王老頭一樣扯下書的封面打廣告——我也舍不得讓書身與封面“骨肉分離”。十五本書放在大簸箕里一目了然。
我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顧客，是我的舅舅。舅舅路過，見我哭喪著臉，哈哈一笑：“就你這點書，還想掙錢啊？你看人家王老頭的書，幾大箱喔！”舅舅那天只翻了一下書，給了我兩毛錢。這單大生意，事實上與書攤無關。我明白了，我的書，王老頭那里一本不差。我的書，小伙伴們早就挨著腦袋一起看過了。突然說看書要錢，大家一下子就不親熱了。以前的周末，三哥、白毛兒和小強都找我玩彈弓的，我練攤兒的那一周，他們都銷聲匿跡了。
我的第一攤兒，無疾而終。我意識到，練攤兒，得有錢一起掙。
沒有靈感，我們只會超級模仿秀。學校門口、上學路上，總有人用一根短棍挑著塑料口袋售賣米筒——五分錢一根。且售賣方式靈活，你只有兩分錢，他也折下半根。一打聽，米筒加工作坊在二十里地外的一個大鎮。
寒假的第一天，天剛麻麻亮，我、三哥、白毛兒、小強朝那個大鎮出發了。不透氣的化肥口袋頭天已經洗凈晾干。口袋里有米，每人四斤，可以兌回兩斤米筒——一百根左右。四個人四百根米筒，如果全部賣掉，我們每人將有五元的收入。除去四斤米的成本，還有四元錢的純利潤。我們似乎看到了新彈弓的橡皮筋在向我們招收，看到了王老頭的書在朝我們微笑……
我們浩浩蕩蕩往回走。我們走到哪里，我們的攤兒就跟到哪里。習慣了在大人手里買米筒的孩子們，看到年齡和他們差不多大的賣主，先是驚訝，然后好奇，甚至羨慕地紛紛圍上來買上一兩根。
這一天，我們餓到前胸貼后背，到太陽落坡時，我們總算走回了村子。一算，除了小強摔的那一跤壓壞的十多根，米筒還剩二十多根。我們每人分了幾根。我們又把零錢都掏出來。好家伙！每個人竟分了四塊多！那個樂啊！那是我第一次練攤的收入！
忘不了我的兩次練攤經歷。如今，地攤經濟火熱正當時。正如當年的米筒帶給我們希望，地攤經濟，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對百姓務實而有溫度的人間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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