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10月29日
◎馬建華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似燕歸來。
1984年的秋天，命運將我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中考成績發布，我被無情的現實擊碎，同學們或走進高中校園，或走進中專學校，而我卻四顧兩茫茫。
大渡河谷酷暑難耐，蟬鳴聲聲，讓人不勝其煩。父親得知我不幸落榜，他沒有過多地責怪我，他一言九鼎，“你不能就這樣半途而廢了，沒有考上學校，卻戴上了眼鏡，對農活一竅不通，還是通過讀書改變你的命運吧。”34年前，父親溫暖的話語猶在耳畔。
父親決定讓我補習一年，他能夠做的就是帶我到跑馬溜溜的康定城配眼鏡，讓我能夠學有所成。那是我第一次離開得妥，第一次到了瀘定和康定，彼時的康定城，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兩層樓瓦板房。人生失意，我無心留戀城市的繁華，我與康定僅僅“一面之緣”。
父親是村里的文化人，因為地主這個家庭成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盡了非人的折磨。父親經歷過多次慘無人道的批斗，多次死里逃生。因為“不光彩”的家庭成分，我們兄弟姐妹也倍感“恥辱”。
1979年，表哥中考成績高出錄取線30分，但因為家庭成分的原因，“政審”沒有通過，回家務農，表哥腿腳不方便，看到落魄無助的表哥，父親決意要為表哥討個“說法”。父親給州縣招辦、黨委、政府寫申訴信，恢復了高考制度，家庭成分不應該剝奪一個人上學的權利。飽嘗“文革”之苦的大姨，希望父親不要固執己見，今年沒有被錄取，明年還可以再考，如果寫申訴信，得罪了官員，表哥只有一輩子呆在農村了，但執著的父親卻“一意孤行”，幾封信寄到相關單位后，引起了上級部門的高度重視，在開學半學期后，表哥被補錄進了師范學校。
改革的春風吹綠了大渡河谷，我家的家庭成分也由地主改成了公社社員。1980年的春天，父親從公社意氣風發地回來，告訴了全家人這個特大喜訊，他再也不用夾著尾巴做人了。公社書記與父親長談了一次，父親發表在甘孜報上的新聞作品得到了縣上和公社領導的認可。因為學校教師嚴重缺編，公社聘請父親擔任小學代課教師，于是，那一年，父親成為了我的語文老師。
知識分子得到了應有的尊重，父親喜上眉梢。我的童年是在“文革”中度過的，因為動蕩歲月，上課的時間非常有限，教師嚴重缺編，在我上小學的5年時間，代課教師走馬燈似的更換，作為80年代的“新一輩”，我昏昏噩噩地度過了我無知的童年。就這樣，父親當了10年的代課教師。教師只是父親的兼職身份，他還是業余記者，采訪發表了大量的新聞稿件，在鄉村算得上“知名人物”。但農民才是他的“正道”。包產到戶后，作為知識型的農民，父親在他的“一畝三分地”里搞科學試驗，第一個種植墨茄，第一個開展溫室育秧技術，第一個搞玉米肥團育苗……父親把《農業科技通訊》雜志上刊登的農業技術變成了實踐中的“第一次”，荒山變成良田，稻谷飄香，糧食連年豐產豐收，除了交“公糧”，家人天天都能夠吃上香噴噴的大米飯。理論源于實踐，勤學善思的父親將科技種田的心得寫成科普文章，在甘孜報上發表，指導全州農業生產，1983年，州委、州政府給父親頒發了先進科技示范戶的獎狀。廣闊的農村和改革的動力，為父親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大舞臺。這是一片充滿希望的田野，這是一個活力迸發的美好時代。
1985年秋天，這是一個收獲的季節。遲遲未收到錄取通知書的我，沮喪懊悔。父親聽別人說我已被成都28中民族班錄取，天天到郵電所詢問未果，他到瀘定教育局詢問，依然一無所獲。9月初的一天，鄉衛生院的一名醫生給我送來一份已經被拆封的錄取通知書，較真的父親不依不饒，給甘孜報社寫了一封讀者來信，報社派記者進行調查，從康定到得妥不足一百公里，掛號信件居然用了半個多月，錄取通知書在無關人員手中傳閱后才送到我的手里，開學十天后，我才入學，郵電工作人員失職瀆職，人為扣押錄取通知書的惡劣行徑得以曝光，州縣郵電部門領導專門到我家致歉，并處分了相關責任人員。
我即將到遙遠的省會城市求學，父親和母親激動異常。父親背了糧食到糧站給我換糧票，母親將我的換洗衣服裝進一口核桃木做成的木箱里，為我打好了背包。臨行前，鄰居大媽給了我8元錢，足夠我從得妥到成都的路費。金秋的大渡河谷，豐收的喜悅映紅了農人們幸福的笑臉。9月10日，在父母萬般不舍和牽掛的眼神里，我踏上了去烏斯河火車站的客車，熟悉的村莊，母親牽掛的淚水，長長的鄉愁伴隨我走向未知的遠方。作為第一個教師節，沿途村莊懸掛著慶祝教師節和尊師重教的橫幅，我的心已經飛向了陌生而遙遠的大都市，那里有我的詩和遠方。
父親把他的大學夢在我和妹妹的身上延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我們的國家有希望了。一個人的夢想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父親總是這樣勉勵我。他以大地為舞臺，充滿激情地書寫農業大文章，書寫著他年輕時代的夢想。而我在異鄉，在霓虹燈閃爍的大都市，一步步將理想變為現實，于是，我走進了大學校園，雖然只是專科，也有了大學生的“名號”，后來，我從事過短暫的教學工作，再后來，我從事了一輩子的新聞工作，作為我人生的領路人，父親像一個出色的設計師，為我規劃并實現了人生理想。
上個世紀90年代末，高考制度進行了改革，所謂的并軌招生政策開始執行，妹妹考上了重慶師范學院，成為了我們家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生。在接到錄取通知書時，重男輕女的村民們風言風語，認為女孩遲早是人家的人，沒有必要培養。父親卻斬釘截鐵地說，接受教育，沒有性別之分。妹妹從大山走進了山城，在那里度過了她的大學時光。如今，妹妹在成都一所中學任教。
新時代，新氣象，歲月如歌，父母早已芳華不再。曾經是瀘定縣最窮的得妥，因為改革開放，因為修建電站，因為發展富民產業，村民的住宿條件由瓦房變成了樓房，阡陌縱橫的田野變成了現代氣息濃郁的風情小鎮。年邁的父母從得妥來到成都，安享晚年。父親已于幾年前去世，在病床上，生不如死的最后時光，父親總是在追憶，追憶他的過去，追憶我們家的過去。“糧食直補、退耕還林、醫療保險、修建農村公路，所有的好政策我都享受到了，在有生之年，看到孩子們買房、買車，我也過了幾年城里人的日子，農民過上了有尊嚴有地位的幸福日子，我這輩子沒有白活。”彌留之際，父親安詳而知足。現在，母親在成都過上了休閑安逸的好日子，改革40年，生活如詩如畫，這是一個國強民富的偉大時代，這是一個筑夢前行的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