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9月10日
◎李笙清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在鄉村小學上學。學校環境很差，板凳是學生從家里自帶的，課桌則是將兩根木樁釘進泥土里，上面鋪上木板，十分簡陋。
三年級那年開學的第一天，校長帶進來一位中年男人，說是我們新來的語文老師。校長走后，老師在黑板上寫下“我叫廖可讓”五個粉筆字。從此，一直到小學畢業，廖老師都是我們的班主任。
廖老師以前是城里的公辦老師，聽說是作為“臭老九”調下來的。一天上課時，我跟同學在下面講小話，被廖老師聽見了，要我們倆站起來聽課，整整一節課，我們站得腿腳發麻，心里恨透了他。有的同學惡作劇，用墨水在前排的女生衣服上畫小狗，廖老師知道后，用竹子削成的教鞭打紅了那個學生的手掌。還有遲到早退的學生，經常被廖老師“留堂”處分。
在廖老師的“高壓政策”下，我們班的學習紀律有了明顯轉變，教學質量也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語文，在期末統考中，我們班比其他兩個班考得都要好。那時候，廖老師經常讓成績差的學生放學后到他的寢室開小灶補課，在廖老師的輔導下，我的作文參加了縣里的作文競賽，拿了一等獎，獎狀拿回來時，廖老師顯得比我還要高興。
那年的冬天特別冷，教室的一面窗扇朽爛了，玻璃少了3塊，以前一直是釘著白色透明的塑料膠布。刺骨的寒風從塑料布的破洞口吹進來，大家都凍得不行，只好偷偷跺腳取暖。一個星期一的清晨，當我們冒著風雪走進教室時，驚訝地發現教室里溫暖了許多，原來窗戶上換上了明亮的玻璃，窗扇上還有修過的痕跡。后來聽說是廖老師用自己的工資去鎮上買了玻璃，利用星期天自己動手裝上的。
五年級開學前夕，爺爺害了一場大病，家里負擔重，要我退學跟大伯學木匠手藝。開學后一個星期，廖老師就拎著水果、罐頭上門探望爺爺。那天夜里，廖老師跟父母苦口婆心地說了半夜，說我的學習成績不錯，不讀書實在可惜，如果缺學費，他可以先給我墊上。于是第二天，我又背上書包走進了校園。
那時候勞動課多，學校經常組織學生到生產隊參加勞動，摘棉花、除稗草。學習課程根本跟不上節奏，廖老師偶爾發了牢騷，說這是誤人子弟，結果被學校批斗。盡管取消了班主任頭銜，但依然是我們班的語文老師，因為他的教學質量已成為學校的一塊招牌。
我上初中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廖老師落實政策調回了城里。后來我上大學，廖老師還經常給我寫信，對我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進行點評。就在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廖老師因胃癌不幸去世了。在我的人生旅途上，廖老師雖然只教了我短短的幾年時光，但他嚴謹的教風，良好的師德，還有慈父一樣的關愛，讓我永生難忘。
每當教師節來臨的日子，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這位可敬的恩師，想起他留給我的那些溫暖的記憶，心里就會久久的起伏難平，油然而生的是更多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