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7年11月01日
■陳美英
在塔公草原，我看到草甸上散布著黑點，河流蜿蜒閃爍著驕陽，移動的云朵底部暗影凝重，一頭牦牛在山坡上望著我。它的伙伴都下山了。不合群的牦牛，我想起一個詩人的自詡。他身在康定故鄉。
還有洛彭措，我最先記住的小說中本叫羅寅初的人物。警校畢業分配到貢瑪草原，他已忘了來路和名字，成為草原特質一年如同一日，最后出警時遇難犧牲。我去塔公牧民帳篷家訪，見到游牧生活的權宜物件，想到小說中洛彭措的堅持。
就像地理學者想從詩歌中找到河流源頭，我按小說對色爾村的描述，去鄉城探索地區性寫作與大香格里拉地理的聯系。在巴姆山山形跌宕處灑滿珍珠樣白色藏房的村子，我進入天地人神相通和境界。
閱讀康巴文學作品，就像在色爾村得到四元一體體驗，我成為小說人物一樣的牧民，牦牛一樣的草原黑點，一樣承受青藏凜冽，也享受溫暖。我覺得康巴地域文學探索普世經驗注重地區意識的表達，對康巴地區生活經歷的自在自維描述使空間被賦予地理學的準確意義，這是我在其中獲得舒適感和自信認同的根本原因。而在這片神的土地上，文學作為對召喚的應答與呈現方式，也不遺余力地揭示充滿感染力和激情的人地關系。
我想起主流文學引領人們獵奇感動地從外部經過這里，結尾無非得到升華回去、融化定居、高尚犧牲三種可能。現代化推進了驢友的徒步，流水賬記載也是到此一游。作為對邊地和鄉村的審美，都神秘又他者地觀看。這些無疑是強大的，以至于人們以為就是這樣。都心系高原又擔心高反，欲往不前，或走馬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