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7年10月09日
■李玲
蕭紅的一生是磨難的，但她總在磨難中伸展著生命的歡欣，創造著她自己的黃金時代。這種生命之燦爛，從根本上說，不是社會、時代的恩寵，不是那些既愛她又傷害她的男人的惠澤，也不是那亦父亦師亦友的魯迅先生的賜福，而來自于她自己天賦的性靈之光。
盡管批判鄉土中國的種種陋習，為受難的女性及瘸子、瞎子、瘋子、下人等種種不幸的人代言，都展示了蕭紅作為一名現代啟蒙知識分子的精神高度，但是，蕭紅最獨特的文學才華乃是，雖然掙扎于生活的泥淖中，卻能以純真的心靈穿越現實的霧霾，以“越軌的筆致”為我們召喚出一個本真存在的生命境界。
“祖父一天都在后園里邊，我也跟著祖父在后園里邊。祖父戴一個大草帽，我戴一個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鏟地，我也鏟地。”寫這段溫馨的文字時，蕭紅三十歲的生命已近終點。躺在香港的病榻上，追憶在故鄉呼蘭河的童年往事，蕭紅悲傷地想到：“呼蘭河這小城里邊，以前住著我的祖父，現在埋著我的祖父。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了。我還沒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七八十歲了。祖父一過了八十，祖父就死了。從前那后花園的主人，而今不見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這個握著筆的蕭紅，就是安徒生童話中在圣誕夜的寒風里對著墻角獨自劃火柴的小女孩。《呼蘭河傳》中故鄉后園與祖父一起栽花種地、一起烤鴨子的和諧景象，從她的筆端中流出，溫暖了她那因敏感于現實磨難、敏感于人生悲涼而憂傷的心，溫暖了她當下荒涼的人生。所以，蕭紅雖然反復唱著“我家是荒涼的”的哀歌，但她心中總另有一首溫暖的、能給她帶來安慰的歌。她回憶童年樂園的詠嘆，是辛酸與甜蜜并存的復調曲。
然而，并不止于此。這故鄉后園的記憶，不僅驅逐著蕭紅自己的“寂寞”(茅盾語)，還足以照亮每個活在世上而被現實生存所羈絆的生命。“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黃瓜愿意開一個黃花，就開一個黃花，愿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這記憶中的后園，不僅有溫暖的亮光，還是個萬物有靈、生命自由自在的世界。擬人之于蕭紅，并非僅是一種輔助性的文學修辭手法，而是她與萬物一起生長的生命體驗的自然顯現。回憶喚出的后園世界，并不只是蕭紅對自我童年記憶的追溯與復原，而是一個成年女性，在深知自由之可貴、深知生命充沛生長之不易之后，對存在詩意的創造性建構。當她的筆墨掙脫了常識的羈絆時，她也褪去了苦難的傷痕，而給我們昭示了生命自由靈動的應然情狀。故鄉后園的文學書寫，展示了一個滄桑女性靈魂的純真與美麗，也在沉悶的大地上為我們推開了一扇生命飛翔的窗子。它與魯迅筆下那江南美艷之至的雪景一樣，都是我們每個人在現實負重中艱辛跋涉時遺失的精神樂園。這樣，蕭紅就不僅僅是一個惹人憐惜的賣火柴的小女孩了，她還是一個在冬夜中為我們帶來天國消息的信使。
蕭紅不僅善于構建純凈的精神樂園來對抗現實的泥濘，還擅長在泥濘的生活上創造出生活的興味。“偏偏那人家的板墻造得又非常地平滑整齊，好像有意在危難的時候不幫人家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樣巧妙地伸出手來，也得不到那板墻的憐憫，東抓抓不著什么，西摸也摸不到什么，平滑得連一個疤拉節子也沒有，這可不知道是什么山上長的木頭，長得這樣完好無缺。”這段文字批評了呼蘭河人不去填埋東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子、使得路人只能扶著人家的板墻艱難過街的現象，其中自有一種國民性批判的精神力量。與眾不同的是，蕭紅在批評一種生活現象的同時，又能投入到那個被批評的情境中體會其中的趣味。這個街景描寫中就奇異地混雜著啟蒙者的批評話語和過街者的冒險趣味。奇妙的是，這啟蒙話語與趣味話語并沒有互相消解，而是構成一種張力，形成一種雙聲語。蕭紅的創作提示了這樣的一種可能：知識分子在理性地反思生活、批判現實的同時，仍然可以憑借著自己未被生活消融的童心而在不美好的生活中享受生之趣味。既批判現實之腐朽，又化現實之腐朽為內心體驗之神奇，蕭紅在此彰顯了個體生命的勃勃生機，而又封閉住了向現實妥協的歧路。直面生活的泥潭，蕭紅的生命既閃爍著理性的光輝，也充溢著活潑生動的情調。
以天賦的性靈之光照亮苦難的生活，蕭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那翩若驚鴻的洛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