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6年11月21日
——讀帕慕克的《紅》
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
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土耳其當代最著名的小說家，西方文學評論家將他與馬塞爾·普魯斯特、托馬斯·曼、卡爾維諾、博爾赫斯、安伯托·艾柯等相提并論，稱他為當代歐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學家之一。1952年6月7日，帕穆克生于伊斯坦布爾。
1998年《我的名字叫紅》出版，該作品獲得2003年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同時還贏得了法國文藝獎和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2006年，帕慕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有位作家的一本書，從2006年他因為這本書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是在那一年我購賣了這本書，仿皮制黃色封面，捧在手里很舒服，設計很簡潔，那個大大的“紅字”勾魂似的引人進入書中。就是這本書，我讀了整整十年，讀到382頁還沒讀完。可十年，時常為它魂牽夢繞，抓來細讀，掩卷沉思，又反復抓起扔下。我不是那種愛反復讀一部書，像嚼咀一口佳肴，細細去品味。我性子很急躁，沒那個耐心。但這本書，我喜歡慢慢細讀，讀出美麗的圖畫，然后掩卷讓那些畫面深深印記在大腦溝痕里。
他叫奧爾罕·帕慕克，當代最具有土耳其紅并紅遍了全球的小說家，西方文學評論家將他與馬塞爾·普魯斯特、托馬斯·曼、卡爾維諾、博爾赫斯、安伯托·艾柯等相提并論，稱他為當代歐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學家之一。那部書叫《我的名字叫紅》。
在讀這部書之前，我讀過他的《伊斯坦布爾》，一部家族、自傳與一座城市的成長故事，寫得特有才氣，從那部書我認識了文字同樣可以創造出美術一樣的色彩感與畫面感。而《紅》的畫面感覺更甚，可以說作家在以文字畫畫，他天才腦袋里有個巨大的調色盤，把文字幻化為原色，在色盤上恣意混調，創造了有懸念有故事有色彩有線條有明暗塊面的讓人賞之不盡的文字畫。
有些書，特別是那種懸念強走進去就像走進一個秘境，使你不得不一口氣讀到底，直追到答案才深喘一口氣。有些書像捏在手里把玩著的良玉，它的光亮透明溫熱，它的質感情感性感，都讓你把玩不舍。《紅》就是這樣的書，捏在手里，讓眼睛像小腿爬蟲似的在文字的叢林里慢慢爬行，舍不得走出來。我一次又一次地讀著，一個章節又一個章節讀完，累了就卡一張漂亮的蝶形書簽，暫時扔開，又去讀一本又一本其他書，唐娜·塔特的《金翅雀》、阿赫瑪托夫的《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高行健的《靈山》……好些書讀完后，心內依然空虛著，缺了些色彩與畫面的東西，就又撿起《紅》來讀，又進入那個撞不破的秘案，還有羞澀不敢接受愛的黑，一堆堆胡亂的阿拉伯宮殿中的細筆畫冊。那些畫冊揭開就是一段歷史未解之秘。這部書透人之處，寫了謀殺卻不是恐怖小說，寫了追兇與解秘，卻不是懸疑小說，寫了歷史卻不是歷史小說，寫了糾結不休的愛情卻不是愛情小說。
帕慕克在一篇散文里對這部小說這樣評價：它“是對美、對忍耐、對托爾斯泰式的和諧、福樓拜式的敏感的憧憬。這是我從一開始就確定的想法。但同時我也表達了自己對殘忍、卑劣、動蕩和混亂生活的看法。我希望它成為一部經典； 我希望這個國家的所有人都會去閱讀它，每個人都會從中看到自己；我希望人們意識到歷史的殘酷，還有我們業已喪失的美麗家園。”《紅》一書則曲盡其妙地從歷史的深度展示了兩種文化的對峙與傾軋。故事發生在 16 世紀末的伊斯坦布爾，蘇丹密令四位細密畫畫家制作一本偉大的圖書，以頌揚他與他的帝國。于是，四位細密畫畫家分工合作，開始繪制這部曠世之作。此時，闊別家鄉達12 年之久的黑終于回到了伊斯坦布爾，而迎接他的除了表妹那猶疑的愛情，還有接踵而來的謀殺案……一位細密畫畫家失蹤了，被人殺死在一口井中。不久，奉命為蘇丹制作抄本的長者也慘遭殺害。遇害的畫家究竟是死于同門夙仇還是愛情糾葛，人們不得而知。但它肯定與蘇丹的密詔有關。蘇丹要求宮廷繪畫大師奧斯曼和奉命為畫家們配字的黑在三天之內查出兇手，而線索可能就藏在那部未竟的圖書當中。
小說為古老的細密畫傳統唱響了哀婉而充滿感懷的挽歌，因為西方透視法的侵入宣告了古老細密畫末日的來臨（因此，大師奧斯曼戳瞎了自己的眼睛；而大師中的大師，偉大的貝赫扎德早在80年前就預見了今天，并光榮地刺瞎了自己的眼睛。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永遠地懷舊，以免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強迫他們接受另一種風格）。
小說還沒讀完，把玩式的讀書還得玩下去。不過，讀此書時，我也時時想起中國的一部也叫“紅”的書《紅樓夢》，也讓社會各式人等把玩著不釋手，并玩出了“紅”學各派。而帕慕克肯定不希望這樣，他只寫他融入其中那個世界那些人，不愿別人來說三道四。小說時時透露出的憂傷情緒，特別是對消失的那些歷史記憶的憂傷，畫面已不完整，畫師們一個接一個瞎了眼睛，再也不能畫出眼前的真實。那種帶著民族情緒的憂傷感，像傳染病似的，在每一個讀書人的心內流傳著，損傷著人類對未來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