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黃仁宇系列專著隨筆
■王朝書
興亡誰人定
“興亡誰人定，盛衰皆無憑。”萬歷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明神宗朱翊鈞在位，大明朝經歷了嘉靖年間的戚繼光抗日，打敗倭寇，樹了國威，外表光鮮。萬歷年間，明神宗繼續抗日。萬歷二十年、二十五年，明朝軍隊在朝鮮徹底打敗日本軍隊，明神宗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諸侯有國）。外看，日本已臣服于中國。中國，來自海外的威脅已解除。中國只需處理好與周邊游牧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的關系，即可江山永固。然而，誰人知，中華民族最大的對手，已在蘊育之中，且非周邊游牧民族，而來自包括日本在內的海外。終至清末，海外的堅船利炮造成了中國百年的民不聊生、國破家亡。
興亡誰人定？興亡有人定嗎？興亡可以定嗎？對一個生于亂世，經歷了滇緬遠征，經歷了國共內戰的軍人來說，太渴望興亡可以定，天下可以安。
然而，興亡如何定？以人的力量可以定興亡嗎？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命運始終在朝代的更替中輪回，是否有一條輪回之外的路留給中華民族？黃仁宇先生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之大無畏精神，通五千年歷史，鉤沉史海，辟一條以人的力量可以左右的道路，辟一條興亡可以定的道路。
黃仁宇先生的研究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對于歷史，唐太宗“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代表了中國人的態度。歷史對于中國人，最大的意義在于一面鏡子。怎樣解讀歷史，由鏡外人決定。因此，鏡子里映照出的也許是哈哈鏡的效果。在中國人的視野里，歷史沒有規律，歷史沒有法則，歷史沒有客觀。對于歷史，僅有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歷史是有變化規律的，在司馬遷的眼里。司馬遷用畢生之力，意圖尋找古今之變之路。然而，因時代的局限，他不能實現自己的愿望。除司馬遷之外，歷史都逃脫不了唯心的命運，都逃脫不了“服務”的命運。為統治階級服務，為王朝服務，是歷史的最大功能。宏大的《資治通鑒》，鮮明地體現了其“為尊者正”的出發點。
從唯心出發，歷史是一團迷霧。面對過去，面對未來，我們無力把握，只能聽憑天命，因而“盛衰皆無憑”。
歷史是有跡可循的。近代，在科學的幫助下，歷史在歐洲掀開了唯物的新篇章。馬克思提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為歷史學的研究打開了一扇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門。然而，長期以來，受神秘主義以及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影響，國人看待歷史，難以擺脫唯心的出發點。清末后，在堅船利炮的逼迫下，不少仁人志士試圖擺脫輪回的命運，試圖破譯中國歷史的密碼。如梁啟超、黃炎培、柏楊等人。可是，距離中國歷史的真相，他們始終差一步。
中國歷史的真相是什么？中華文明的未來在哪里？怎樣以真性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歷史？黃仁宇先生在英國近代生物化學家和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博士的幫助下，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出發點，以大歷史眼光為鑰匙，打開了中國歷史真相的大門。
